柯林顿政府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叶利钦及其改革者能把俄罗斯带向民主。可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得到的,是趁火打劫的政权。

“我是带着我需要的,或者说是我认为需要的,所有木材生意的建议到这儿来的。我在一个高层大楼里租了间办公室。过了两天,有人敲门。进来个干净整洁的小伙子,穿着西服打着领带。

“从没见过。他是当地黑社会的代表。这是个交易。他和他的人拿全部(利润)的一半。为这,他们或是买,或是伪造任何许可,财政拨款令,如果我需要的话,甚至公文纸。他们用电话就可以摆平官方,能保证货期,而且和工人不会有任何纠纷。办这些要用百分之五十。”

“连想我都没这么想。我很快就学会了。这叫‘罩着’。意思是‘保护’,‘保卫’。没人‘罩着’,您就会消失,而且很快。一般来讲,如果您拒绝,您就会失去双腿。他们会给您截掉。”》

这段描写不是文献,也非引自政论文章,这是段摘自国外畅销书的文学创作。我节选它,是为了展现,当代俄罗斯社会中的黑社会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是多么知名,黑社会在生活、经济以及政治中的角色,虽然畅销书的作者总的来说很清楚俄罗斯的现状,但仍然没有想到,也没有展示出俄罗斯社会及国家犯罪活动的真正规模。

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总体来讲是黑社会组织中,揭示了国家政治及经济生活的那一部分,即,其中上层。但黑社会,实质上是全面渗透的,直到最底层。

不征得乞丐“队长”的允许,饥肠辘辘的老太婆是不能乞讨的。但得到了允许,她就应该交给“队长”一部分进项。无家可归的“崩什”[2](新词,来自警察们对“无固定地点居民”称呼的缩写)如果不交“过夜费”就会被撵出他们找到的,在肮脏、臭哄哄的地下室一角的暖和窝。莫斯科一共有八个盲流收容所。酷寒的2002—2003年冬天,按官方的数据,死亡一共超过300人。没证件的,收容所也不接收。到了那儿,就会被打发到警察局,在那里他们被殴打,再拉到莫斯科城外弃之不管。而这样的人在莫斯科有成千上万。

垃圾场成了遍地黄金的地方,进门也得付钱,付钱之后您就可以去开采这个垃圾的克朗代克[3]以寻找食物残渣、服装和鞋子等能用的东西。但那里,无论冬夏,还住着垃圾场的“贵族”。这些人在烂腐的,因此也暖和的垃圾中刨出个窝来或者搭个类似窝棚的东西。这些常住户警惕地盯着每一个走过去的人,一旦发现他们之中有谁找到了“值钱”的玩意儿,就毫不客气地拿下。入口的“检查员”也可能(把它们)拿下。反抗是不明智的,会遭痛殴或者,且就地掩埋。谁都不会来找人。自然,垃圾场“队长”那狮子大开口的“收入”的一部分,会上交他们之上的黑社会。

所以说,黑社会也分等级。“上层人物”住在奢华的私人宅邸,加固得像座城堡,无数的武装到牙齿的保安,常出国,住蒙特·卡洛的花园洋房或高级酒店,“叫花子”住垃圾场的臭窝,但这两者都寄生在社会的肌体上,并像癌肿瘤扩散一样吞噬它。众所周知,黑社会借助敲诈勒索、贿赂和最低级的偷盗,为个人目的攫取着这个国家国民收入一半的财富。所以,俄罗斯经济实际上已经垮塌,而且,像大家所说的,无法恢复。金融资源耗费殆尽,国家内、外债远远高于其收入。一句话足以说明问题,一个纽约的财政收入比俄罗斯整个国家的都要多,虽然俄罗斯官方(公布)的财政预算与现实的“黑暗”的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经济靠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支撑,同时停止支付退休金、生活补助金和工资。亿万富翁切尔诺梅尔金以他掌权时的低通胀而自豪,可如果把所有的支付完全停掉,那通胀还会更低。

关于克里姆林宫的居民巨大财富的传闻流传到国外,针对一些人(副总理舒梅柯,瑞士马贝泰克斯“Mabetex”及鲍罗金)以刑事案件立案,当然,很快此事就被踩了刹车。

我们只说俄罗斯,更确切地说,是它在俄罗斯帝国疆域内产生的,那个苏维埃俄罗斯剩下来的部分。但在独联体其他共和国进行着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与俄罗斯类似。对所有国家来说,其特征就是经济解体,财政破产,犯罪率升高,贿赂和偷盗,可怕的赤贫和人民丧失权利。1998年,在瑞士因受洗钱指控,持巴拿马护照的乌克兰前总理拉扎连科被扣押。按纸媒的报道,该人有8本乌克兰国内护照和3本出国护照。此前,他已将自己的4千万美金(现在报道说是约1亿1千4百万到约1亿4千万。而在美国,已经在说是2亿5千万了)收入转移到瑞士。他为了早前已经移居美国的家人,花了9百万美元从著名电影演员艾迪·墨菲手里买到了地块。当然,这和俄罗斯执政者们转移到国外的金额相比,就是个零头了。显然,这可不是用节省了卷烟和火柴的工资攒下来的。

1917年在贫困的,大约90%的居民为农民的农业国家实现了十月革命。赫伯特·威尔斯来到俄国并了解了俄罗斯的工业化和电气化的计划后,在其《黑暗中的俄罗斯》这本书中,他把列宁称为 “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列宁的计划让他在相当程度上觉得无法实现。俄罗斯确实曾经相当贫困,破败地处于黑暗中,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在各处点亮了,现在被舞台演员们所嘲弄的“伊里奇的灯泡”。之所以嘲弄,正是因为,现在俄罗斯再次陷入黑暗,再次断电,断水和切断了能源,在房间里又安起了小铁炉子,或者,因那样的酷寒,为了烧水煮饭,在积雪的街道上点燃篝火。可是,有关洗净自己,再洗干净孩子这些,却是谁都没话要说。不倒翁丘拜斯先生,黑社会俄国执政窃贼之一,熄灭着“伊里奇的灯泡”,他在各州间飞来飞去,这些地方在他走后既没了光明也没了温暖,而此前,他是如何就关闭煤矿保证,保证,再保证的……

俄罗斯的上空,黑暗再次降临,从垃圾场到克里姆林宫,撑起了规模巨大的的黑社会“保护伞”,它给人们遮住使万物生机勃勃的阳光,它注定将使“贫困阶层”深陷赤贫和走向死亡,它给那个甚至按照稍加修改的官方统计,其居民正处于灭绝之中的俄罗斯本身带来毁灭。

本书正是关于这个,关于黑社会俄国:曾几何时的伟大的超级大国,那个被掌握政权的黑社会引向败落成为“发展中国家”水平的超级大国,那个甚至向蕞尔小国芬兰讨要一块骨头的超级大国。

克里姆林宫的教父—鲍里斯·叶利钦的时代结束了。开始了被他选定的接班人—克格勃中校普京的时代。俄罗斯在等待着变革和兑现承诺。它们会成为现实吗?

[1]本书原文名称为《Великаякримин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Мафия у власти》,其中俄文“мафия”一词应译为“黑手党”。黑手党起源于意大利西西里,在美国类似性质的势力在社会中也有较强的实力和影响。俄罗斯学者认为,目前在俄罗斯活动猖獗的黑、恶势力,具有同等性质及社会危害性,故在俄文中也使用该称谓来指俄罗斯这些势力和活动。在汉语中,黑手党的概念仍较为狭义,多指活动于意大利及美国的黑社会势力,故在翻译此书时,暂采用国内较为接受的“黑社会”一词来译俄语中的“мафия”。—译注

[2] “崩什”(БОМЖ),即,汉语的“盲流”、“乞丐”“流浪汉”,新词,来自俄语中警察们对“无固定地点居民”(Без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Места Жительства)的缩写。—译注

[3] 克朗代克(Klondike),位于加拿大,克朗代克河是育空河的支流。“克朗代克”一词来源于土著语,意为“钻石”。1896年,克朗代克河流域发现金矿,至今仍在开采之中。—译注)

对俄罗斯有组织犯罪史感兴趣的人,应该去阅读内务部将军A.古洛夫(A. Гуров)的书《红色黑社会》(莫斯科,1995年),作者的命运与他的书一样值得重视。还在苏联时期,A.古洛夫便在内务部工作人员中,第一个敲响警钟,呼吁阻止有组织犯罪对国家显而易见的攻击。

当时,一切不符合领导阶层关于社会主义认知的(卖淫,毒品,贿赂及其他社会病,自然,还包括有组织犯罪)的犯罪,都被认为(在国内)是不存在的。所以,献给他的不是一束玫瑰,而是相当地多的荆棘与刺。

最终,当已经无法否认有组织犯罪的存在的时候,像警察上校B.韦杰涅夫(В.Веденеев)在其书的前言中写道的那样:古洛夫,成了“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苏联内务部著名的‘反有组织犯罪第六管理总局’局长”。

八十年代末,古洛夫得以在内务部里组建‘反有组织犯罪管理局’(УОП)。И.克罗里科夫(И.Корольков)在一篇长文中(《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1995.2.18)抱怨内务部反有组织犯罪管理局的活动,正是因为刑事案件的活动过于经常地指向“自己人”。文章标题叫做《孤岛:反有组织犯罪管理局。为什么由警察队伍中赶走与犯罪做斗争的人》。文章中例举了许多发生在梁赞州的实例,但这些事实,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也是所有地区所特有的。在6年的时间内,这个部门被四次“改组”。诚实的保住了,其他的自己离开了。在二处(反抢劫与反欺诈)14个岗位编制只填满了一半。克罗里科夫写道:《出现了危机,本应该是规矩人在下属部门中工作(我觉得,在内务部所有下属部门中都应该是规矩人在工作—作者),最终,留下的不是死缠烂打的人就是受贿者》。文章中的事件,如果不是因为它们在我们这里极为普遍,我就会把它们称作是恐怖的事实了。

有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的概念,正如它们的来源,区别与共同点至今仍引来理论家和实践家们激烈的争论。

美国司法部(它的功能,大致相当于我们的内务部)及联邦调查局在1975年确定,所谓有组织犯罪,就是:其成员的基本行为,与以获取个人收入为目的,从而违反法律的,任何群体性质的活动相关。

俄罗斯大百科辞典是这样定义黑社会的:《由成员组成的团体,其行为依照某种一致达成的犯罪目的》。这种定义完全派不上任何用场。在此定义之下,任何犯罪团伙都会漏网。此外,依照这种定义,那些为了自己的活动需要稳定的金钱注入的恐怖组织(类似艾塔或者爱尔兰共和军)也会逃脱,

有组织犯罪,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以获取非法的,即犯罪收入为目的的,有组织的,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和纪律的,稳定的群体都属于这个范畴。任何犯罪团伙,甚至像罗宾汉或者普希金的杜博罗夫斯基这种绿林好汉也均属此列。

已经在当代,在国民战争期间就存在过无数各种大小不等的,各种颜色的犯罪团伙,白的,绿的,黑的和红的,有时它们以高尚的目的为掩护,类似于马赫诺老爹,专门或顺便从事原始偷盗活动。还有很多的纯粹的犯罪团伙,且其中不乏成为知名的犯罪团伙:“小金手”索尼卡(Сонька)团伙或者那个偷了列宁的科舍利柯夫(Кошельков)团伙。顺便说明,如果不算司机兼保镖吉利(Гиль),列宁到处活动是不带保镖的。和现在的非常“民主的“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有否可比性?比如,等待普京专列到来的时候,上千的保镖堵塞了道路,上百辆“平头”百姓的汽车几个小时地阻塞在那里。这个问题甚至拿到了议会去讨论。不用说,自然是毫无结果。

黑社会 拥有另外的生存环境和另外的性质。其名称和来源与西西里紧密相连。但同样是在意大利,这类组织也有着不同的称谓,南部的卡莫拉匪帮(CAMORRA存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译注)或恩德拉根塔。我认为,黑社会的出现与封建的意大利国家的极端分裂于衰弱有关,当时国家已经没有能力保障农村封建主的统治地位以及贫穷农民的绝对服从。黑社会出现在国力衰弱的地方,它与国家合为一体并逐渐取代国家的功能,这现象在外省尤为明显。

地主们建立了由雇工组成的队伍,并在其协助下在自己的领地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在那些联系紧密的、盘根错节的家族、亲属关系下,家族成员们保证了相互间在所有方面的忠诚,这种关系的存在,对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社会来说是特有的,正是它促进了黑社会的活动。对家族的不忠、背叛、向政府告密,均被视为对家族罪孽深重的犯罪行为。违反了沉默的律法(即保证沉默,互相担保不泄露秘密,意大利文Omerta—沉默,连环保;俄文омерта,重音在最后“а“上)会导致唯一的一种惩罚—-死亡。死者的嘴里被塞满石头。如果找到了尸体,嘴里的石头则生动地解释了死亡的原因。所以,稍晚些时候,在美国那些由西西里移民组织起来的黑社会团伙和帮派,叫做”家族“。每个家族的首领是“教父”,“唐”。不一定所有黑社会成员都有亲属关系。虽然他们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民族的:意大利人、犹太人、爱尔兰人、中国人。在经过考验、发誓忠诚和亲吻“唐”手上的戒指的仪式之后,可以接受别的民族的人进入“家族”。我想,确实,在中国的黑社会中如果有过别的民族的代表,那也是很稀少的。

有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的区别在哪里呢?当然,黑社会,是有组织(高度组织性的)犯罪的一种形式,但黑社会的区别是,黑社会与国家的联系达到相互交融的程度。普通的犯罪组织,盗匪集团,团伙,或是完全与国家机构没有任何联系,或是仅与被收买的情报提供者,和在国家机关的其他助手和靠山有“联系”,一般是警察局里的。

A.古洛夫认为,在俄罗斯犯罪联合有五种形式:1.有组织团伙:由3—5人组成,没有很突出的领袖。2.帮派:较稳定的组织,由几十个成员组成,有头目,由头目来划分成员的角色及任务。头目们与官员,但更经常的是同警察局及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有联系。3.抢劫集团:像法律将其定义的那样,是稳定的武装团伙。从事袭击组织和公民的(犯罪活动)。非常危险,几乎与外界没有联系。4。犯罪组织:(明显不是很成功的称谓,因为所有犯罪联合都是犯罪组织)。这种形式“在通常的意识当中”古洛夫将其归于“黑社会”,并指出这样七个特征,像有物质保障基地(以前是“大锅饭”[1],现在是以银行的形式)。除了头目,还有小委员会(黑话叫“政治局”),其每个成员通晓抢劫集团活动一定的领域。还有大委员会或者“兄弟圈”。这样的组织由上千甚至更多的人组成,划分成团队,帮派(小集团)。存在严格的“等级表”和一系列特权,就像苏共中央的官级表一样,有随从人员、保镖、汽车品牌等等的(相应规定)。

古洛夫还说到一个独一无二的,纯粹俄罗斯的现象: “合法盗贼”,并且说起他们就像说犯罪组织,附带说明,他们更让人联想到合作社。但合作社,也是个有明确的组织结构的组织。只不过合作社里的所有制关系有别于其他组织。而“合法盗贼”只和“大锅饭”有关联,“大锅饭”平等地属于所有人而非任何一个个体且是个人间关系。认为“合法盗贼”是个组织,我没看到依据。

二十世纪初俄罗斯著名政治活动家、君主主义者B.B.舒尔金(В.В.Шульгин)在斯大林的集中营度过了12年,清楚地知道这种团伙。在自己的《列宁的经验》一书中他写道:“由自己狱中的经验我得出结论,“盗贼”(盗匪这样称呼自己),这不是个党派,而是某种有组织的联盟……

敌视一切政权和一切建设性的这个力量,对我来说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它的比重从我身上滑落,但想像得出,有时它对我是威胁。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下强制的机关在震颤,现在在那里强盗掌握了生杀大权。可以想见,在诚实的人正在联合的时候,这些已经联合起来的盗贼都能干出些什么坏事“。

舒尔金在集中营的条件下观察了“合法的盗贼”,那里,实际上正是他们统治着集中营的全体人员,他们利用匪徒们作为强制力量,来对付那些被称作“爷们儿”的普通犯人。由此给人有一种组织的印象,且是敌视国家的组织。舒尔金没能预见合法盗贼与政权的同流合污。禁止与政权的任何接触,甚至是禁止读报,是“盗贼们” 最基本的法律。而现在,根据《论据与事实》报(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的消息,国家杜马议员中间,有七名合法盗贼。在监外这些合法盗贼保持了紧密的个人间的关系,但不构成组织。

古洛夫还谈到联合起来的犯罪组织的新形式,叫做辛迪加。在自己的预测中,他预言其未来,在犯罪系统中的优势,有组织犯罪的一体化。(可以把此视点称作乐观的吗?)。我无法与此苟同。在这里有个很大的障碍:头目个人的狂妄自大。个人财富的(积累)、个人的利益,是黑社会自我存在的根基。我举个其他领域的例子。阿拉伯人,人口众多的民族且如果他们能联合起来,他们就会消灭小小的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不止一次抛出口号:“同族,同语,同教”,不止一次声明要联合,但每一次都是在提出领袖的问题上,谁都不肯退让。所以结果是阿拉伯国家间自己内部争斗的时间,比联合的时候更多。

别列佐夫斯基(Березовский)不久前在同右翼报纸《明天》报(Завтра)编辑的座谈中回忆起,是怎么把他的车炸毁的,并同时炸掉了他司机的脑袋。众所周知,是谁下了别列佐夫斯基这个“订单”的,但甚至他自己都没敢于说出那另外一个强力派首脑(的名字)。在俄罗斯各地,其中也包括莫斯科,进行着黑社会的血战,这让人想起“大萧条”时期的芝加哥。但就有关辛迪加的出现,什么都没说。

应该说,在内务部将军古洛夫的书中,没谈到国家机构与犯罪的沆瀣一气。在书的最后他写道,国家应该黑社会。“反之,国家就会黑社会化”。事实正是这样。在俄国,政府已然黑社会化。就此,算谈到了我这本书的话题。

还有这样的犯罪组织,他们完全与刑事犯罪世界没有一点瓜葛。在国立大学和科学院组织内也有黑社会。相对于西方各国以及革命前的俄国,在当代俄国因受贿以及其他犯罪而被判刑的,高等院校校长、系主任、教授和副教授的数量是难以置信的。莫斯科大学法学院院长龙古(Лунгу)教授,曾被列入联邦通缉令。卷走三百万美金,这位法律工作者的教育家悄然消失。在这个体面而威严的教育机构(在莫大的品牌之下)中接受培训,每年需要6千美元。曾任总会计师的,是龙古的妻子,龙古的兄弟,其妻弟在那里大显身手,一句话,简直是一个家族。莫大晚些时候曾被迫放弃这些自己苦心经营的产物。

赫尔岑(Герцен)在他那个时代定义俄国的国家关系是,认为它是被贿赂所桎梏的专制,但那时的俄罗斯的教授们没有收取贿赂。这曾经完全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可收了。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Садовничий)不只一次公开以教授们的低工资作为辩解。

校长的收入,不仅来自因办入学、答辩等而收取的直接的贿赂。“关系”在这里扮演着重要角色:校长因安排有影响的人物的女儿入学是不收钱的,但依据雷打不动的 “你给我,我给你”的原则,他会得到这位有影响的人物相应的帮助。比如,为儿子安排住房,把自己包括进出国团组,授予荣誉称号等等,最终得到的也完全是物质利益。

在哈斯布拉托夫时代,媒体上曾有传闻,说当时授予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哈斯布拉托夫的院士称号,是因为他给科学院院长安排了公家的别墅。不见得有谁知道哈斯布拉托夫对经济学的贡献。

但校长并不直接参与高考入学考试,他不可能触犯其他的理应受到刑事处罚的事,他应该用一帮他信任的,对他忠诚的人,由这些人来做这些事。照样地,这伙人(一般在这样的高等院校或者科研机构不把这帮人叫“黑社会”)也有来自校长的一系列的特权。比如,硬塞给科研职称或学位,奖金,国家奖励和其他个人的利益。

“油滑的上级会将其周围的工作人员拉拢成一个行为不端的圈子。在大家的记忆中,还有过这么一个时期,选择高职位的官员,以个人忠诚度为原则,要会迎合上级领导的口味,有的时候还为了索取报酬”—-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真理报》(Правда)这么写道(1987.1.21)。正像您看到的,文中用的是过去时,这样是为了让读者认为,现在可完全不那样了。“另一些科研机构让人想起强盗拦在十字路口—-打劫完后,平静地放人”。(《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1990.3.24)。

这种性质的黑社会如今还存在于高至部级,包括州政府这一级别之中。这里我提一下以国统委主任为首的国家统计委员会受贿群体案,最终是以虎头蛇尾了结。还要提到被捉了现行的,议会外交委员会行政管理机构的领导。这个委员会的主席B.卢金(В.Лукин)惊讶得像个无辜的小姑娘:“啊?那里能有什么可受贿的?不就一堆图钉还有别针嘛”。以我的观点,这类群体完全准确地符合科学含义上对黑社会的定义,或者代表了以个人敛财为目的,同作为国家一部分的政权机构相勾结,以犯罪的手段活动的有组织群体。

俄罗斯黑社会与警察、立法及执法机构、各城市市长、法官、检察官以及其他直到最高层的官员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已经到了直接合作的地步。事情不仅局限于收买。黑社会帮助消灭政敌或者使他们陷于瘫痪的境地,帮助组织选举,收集选举中的选票,帮助组织竞争对手企业的工人罢工,破坏罢工以及干其他许多事。黑社会们积极地参与工人运动,组织工会或者打入现存的工会组织,自然不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是以贪图自己的私利为目的或者为了支持权力机构,为了和革命运动对抗。美国曾是这样。现在这种情况正在俄罗斯发生着。

在美国,黑手党的繁盛衰落于“禁酒法令”(1920—1933年)及“大萧条”那些年代。黑手党鲸吞了巨大的财富,把它们从国家那里掠走,并将其转移到影子经济之中。所以强国与黑社会是不相容的,故而他们不可能存在于不论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的统治之下,甚至在传统黑手党的老家意大利,墨索里尼下了大力气来消灭黑手党,确实,没任何成效。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组织的重要性,他(下令)缉捕了那些最没有伤害性的组织,如果他们不是按照国家的命令建立的(就是以这种方式,最终解散了世界语组织,并逮捕、处决了其成员)。对待犯罪组织他也丝毫没有手下留情。与古老的罗马规则:tres faciunt collegium (三人成帮)相左,按照那个时期的刑法典,二个人就被认定为抢劫团伙。虽然法律(刑法典第59条)要求的要件是,至少其中一人要持有武器,以至于多人团伙也职业化得如同抢劫活动。

总之,在斯大林时期也存在过有组织犯罪。我可以把C.格瓦鲁欣(С.Говорухин)的著名影片《不能改变约会地点》(Местовстречи изменить нельзя)作为引证。当然了,这不是部纪录片,但影片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是以真实素材为基础(拍摄的)。曾有过个别被犯罪集团收买的警察、官员,但这只是特例。黑社会如同犯罪组织,与国家机关完全相容是不可能的。

我不认为此前的俄罗斯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依照其所有的基本特征,它都曾是封建主义的。自己的这些观点我在《荒谬的权力。社会主义的封建权力》(МПКонт出版社,莫斯科,1992年)一书中都有阐述。该书印数极少,所以从出版之刻起就成了稀有版本。实际上,算是“非法出版物”。所以,不站在保护“红色体制”的立场上,我想强调的是。执政的黑社会或黑社会作风取决于国家实力的衰弱,而不是取决于国家的经济或政治体制,以及国家的实质。俄罗斯国家的解体开始于赫鲁晓夫时期,所以,很自然,正是在那时开始产生俄罗斯黑社会的。

有组织犯罪这个课题在A.古洛夫的书中阐述得十分详细而专业。然而,如果可以这样表述,那是“自下”,自“刑事罪犯“的立场来阐释的。况且,他的内务部将军的身份,也妨碍他批判性地看待国家在同犯罪与贪赃枉法做斗争中的作为。而对于他来说,揭露国家同犯罪沆瀣一气更是不可能的。我打算研究这个问题正是想“自上”,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及国家政治的课题,将其看作是被称为“市场”变革以及国家衰弱的产物。

需要指出,自古洛夫的书出版后,在俄罗斯(国家)生活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遗憾的是,是向坏的方向,因此也对犯罪状况产生了影响,(此时的)犯罪状况已经达到了绝对是无前列的规模,犯罪状态达到与国家体系完全同流合污的程度。顺便提及,古洛夫自己倾向于留在内务部与犯罪做斗争,以成为政治家。

最为本章的总结,我引述俄罗斯前执政者Б.叶利钦的话:“有组织犯罪已经被局限在普通刑事犯罪领域。它顽固地努力挤进更高的政治层面,以期操纵国家及其地区”(《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1994.5.28)。说这些话已经是在几年以前了。现在可以信心十足地说,用了这几年的光景,有组织犯罪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有组织犯罪已经进入更高的政治层面。俄罗斯黑社会进入了政权,进入了合法生意,越出了国家边界,已经需要以全球性的规模来研究它了。

[1]大锅饭(общака)该词是由“общий котёл”两个词合成的,直译为“共同的锅”;又称“小偷款台”或“伙食”、“锅”(котёл),这是刑事罪犯的黑话,是犯罪集团内部的互助基金。有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在剥夺自由的地方,一种在此地方之外,依照盗贼们的“法律”,这种费用的交付应该是自愿的,但也有不履行“义务”的现象。这些“会费”一般由团伙内部头目保管,由团伙内有威信的成员使用,任何缴费、保管、使用等方面违反了盗贼的规则,都将受到严惩。这种形式产生于二十世纪初期。—译注

早已过了那样一个时期,可以不考虑外界条件和联系,来观察一个国家,尤其是岛国的局势。帝国主义时代,是本质上的新时代。

不研究俄罗斯在全球对抗性战争中的局势,就不能了解俄罗斯的内部状况。自古以来,每一个人类群体,总是力求扩充自己的领土,因为这关乎其物质利益的提高。自然,这只能有赖于其邻邦的人民。以史为鉴,我们看到人民与帝国是如何崛起与灭亡的;弱小的拉丁乌姆如何转变为强大的罗马帝国,从而攫取了整个欧洲以及非洲北部;整个民族是如何消失,除了名称一无所留的。伊特剌斯坎人、伊特鲁里亚人和伊达拉里人,强大的迦太基,成吉思汗的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在哪里?谁听说过西夏人?

终究,一个有代表性的现象是,如果帝国的毁灭来自于外因,就像罗马帝国那样,则它早已能预感到内部的瓦解。成吉思汗的帝国,在遭到深受鞑靼人300年重压的俄罗斯人打击之前,就已经分裂为兀鲁思及诸多汗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罗斯在其中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B.列宁抛出《打败自己的政府,将帝国主义的战争转变为国民战争》这样的口号。而西方社会主义领袖们背叛了自己先前的宣言,站到了极端爱国主义和将战争“进行到最终的胜利”的立场上。有一个苦涩的笑话说,他们是准备战斗“到最后一名俄罗斯战士”。1914—1918年的战争以俄罗斯败北而告终。在战争结束前的1917年2月,俄罗斯卸掉了自己身上君主专制的桎梏,这受到了所有阶层民众的欢迎,但临时政府坚持将被人民极端厌恶的“战争进行到最终的胜利”,因而伟大的十月革命成了临时政府必然的结局。

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步就是终止战争。迎来了艰难的国内战争以及经济崩溃,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苏俄的领土缩小了到一小块儿:自北部的列宁格勒到南边的图拉。出现又消失了数十个军事占领区、共和国、酋长国、汗国和其他国家形式。以巨大牺牲为代价,斯大林有赖于人民得以在俄罗斯帝国前领土上建立了经受住了希特勒进攻的强力超级大国。

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前盟友的协助下开始拓展自己庞大帝国的疆域(依里根的定义是“邪恶帝国”)。帝国的边界势力范围扩展到东欧、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当然,其中也触及到西方,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全球利益,从而导致“冷战”。斯大林的接任者延续了他的政策。他们最后一步棋是企图占领阿富汗。以通常的“向阿富汗人民提供兄弟般的援助”为借口,在军队正式进入前几个月,在巴格拉姆机场区域已经大规模集结了苏联武装部队。需要指出,战争的发展就像在车臣那样,是通过对居民定居点实施地毯式轰炸的途径,消灭了以百万计的和平民众。并非是官方的,只在口头宣传范围内,尤其是在军队圈子内的一个普遍说法是: “我们比美国人早了一天进入阿富汗”。即,这是为了防止美国人侵略阿富汗。

虽然现在已经承认,出兵阿富汗是个“错误”,而战争被称作是“肮脏的”,但有些军官认为撤兵才是错误。他们说:“在必要的时候,从阿富汗境内我们能更容易控制波斯湾,那里聚集了世界级的石油储量,并且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运输大动脉就经过那里…要是那样的话,美国就要承受全球性的败局了。

在《消息报》(1996.11.26)上曾以整版的篇幅公开刊发了一篇长文,该文预警了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解体的可能性。文章是署名的,但显然是笔名。它以这样的结论作为结尾:如果不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2000年之前莫斯科就会成为莫斯科州(公国)的首都。预言暂时未能成为现实。本可以对其置之不理,因为“民主”媒体打着“”大旗说的谵语还少吗?可是,首先,不要忘记,大概十五年以前,对苏联解体的推测可完全会与谵语吻合;其次,相当重要的是,该文是作为广告刊发的。文章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刊印这样一篇文章作者要支付大约100 000美金!谁会为刊登这样一篇报纸文章而付出如此数额呢?

俄罗斯的解体已经开始了。车臣的分离不可避免。经济的解体预示着政治的分崩离析。但通常是由邻国来击溃并瓜分经济上衰弱的国家。

希特勒宣告德国是“千年第三罗马帝国”,并且征服了几乎整个西欧,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地缘政治的目标—-消灭苏联,占领乌克兰和克里木,夺取高加索的石油财富,侵占矿产资源丰富的乌拉尔。而那些希特勒用来四年的时间没能攫取到的,却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其他一些人以“伙伴关系”的名义用小碟子向西方奉上。

从丘吉尔1946年在富尔顿(Fulton)的讲话开始,开启了两个军事政治阵营间,苏美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伴随“冷战”的是数不胜数的“热战”,开列出它们的一份清单来都会占去很大篇幅。美国人明白,俄罗斯在军事上是强大的,尤其是考虑到它所拥有的核武器,而在经济上是衰弱的。在军事上挫败它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在内部凭借“有影响力的代言人”(形式上不在其任,但由于各种原因效劳于国外大国的那些活动者)的力量摧毁它。克格勃主席B.克留奇科夫(В.Крючков)不只一次向戈尔巴乔夫报告称,谢瓦尔德纳泽(Шеварднадзе)和A.H.雅科夫列夫(А.Н.Яковлев),就如同美国的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但戈氏因显而易懂的原因而置之不理。他自己的那些有益于美国和德国的活动,为其带来了诸多的奖赏,诺贝尔奖、“最佳德国人”称号,还有一大堆奖励及称号。

有很多报告称,改革的计划是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由克格勃制定的。《绝密》(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报1995年第二期公开发表了前谍报人员M.留毕莫夫(М.Любимов)的回忆录小说的片段,标题是《“各各他”[1]行动。改革的秘密计划》(Операция Голгофа.Секретный план перестройки)。作者称自己是改革的倡议者,而安德罗波夫(Андропов)负责该计划的制定和保障,当时安德罗波夫已经准备成为“改革的建筑师”的候选者了,真是有多么虚荣就有多么愚蠢。

计划的名称是“各各他”(耶稣被钉死之地),这暗示了俄罗斯被钉于十字架之上。计划预见到,在俄罗斯,通过野蛮的资本主义作为中介来消灭社会主义,其目的,是随后重建真正的社会主义。

正像留毕莫夫写的那样,“我们与中央情报局建立了密切的武装(?)联络,该局依照我们的请求,很快将欧洲所有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总体来讲,是所有的外部事件…”。结果是,考虑用二十年时间的计划,在1993年之前得以完成。连中央情报局也没指望能有这样的超额完成(任务),尤其是如此之快且不流血地清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苏联军队闪电般地撤出德国,早前预料这些需要七年的时间。

现在请关注“各各他”计划的目的:价格自由。由国家级和私有公司来掠夺人民,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贪污腐化。在同特权做斗争的口号下的敛财和偷盗[斗争是在克格勃工作人员普里马科夫(Примаков)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已经被忘记得相当干净了],国家完全犯罪化!

摧毁了俄罗斯,将它从一个原来又敬又怕的超级大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原料附庸国,美利坚合众国在“冷战”中完胜。同时,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和苏联的解体,老布什总统祝贺美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А.И.索尔仁尼岑(А.И.Солженицын)写道,我们政权财政羸弱的原因之一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已经存在的俄罗斯经济混乱局面的外行的干涉,以及俄罗斯权力机关对该组织绝对权威的建议,采取了的优柔寡断、没有头脑的盲从”。索尔仁尼岑文学的天赋与中学生般的天真幼稚在政治中相结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的主人是美国,懂行的专家们硬性安排着我们的经济,并监控着自己指令的完成。叶利钦时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问之一—- 米哈伊尔·别伦施塔姆(Михаил Бернштам)曾是苏联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非常了解。然后他移民到了美国,在那里,成为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此后,同萨克斯以及其他美国专家一起,成为叶利钦总统的经济顾问。这样,您还认为,别伦施塔姆对俄罗斯的经济外行吗?

俄罗斯的执政者们也很清楚的看到,他们在把国家带往哪里,但蔚蓝海岸的花园洋房和瑞士银行的账户对他们来说更为珍贵。他们用权并非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是罪恶深重的,以个人敛财为目的。

在美国的监督下选出了“当地的”顾问:里弗什茨、乌林松、雅夫林斯基、丘拜斯、盖达尔……公开地施以威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任命丘拜斯全权领导经济政策,来作为提供64亿美元借债的主要条件之一”[彼得·瑞得韦(PeterRedaway)]

现在没必要在“殖民地”任命州长了。做起来更简单:美国援助俄罗斯的协调人莫宁斯塔(Morningstar)说:“当谈起几个亿美元的时候,凭这些钱是没法改变一个国家的。但可以对丘拜斯提供有目的的协助”。

今年(2002年)在各国经济发展名录中,俄罗斯占据第60位,介于马来西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为什么七个经济发达国家(G7)把俄罗斯包括进自己的成员国之内,虽然是安排在临时加座上?很明显,是加入到该组织地缘政治局势的力量中去。

也就是在不久前,俄罗斯被正式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虽说众所周知,它是个刑事犯罪经济的国家。这同样是按照地缘政治学考量的。

俄罗斯的解体会发生吗?这个问题不存在,尽管普京有“巩固政权的垂直管理”的努力,(但解体的)“进程已经开始了”。并且绝对没必要“按照民族驻地”(原则来分崩离析)。比如,可以把滨海边区连同弗拉迪沃斯托克一同分离出去。解体的原因有:地缘政治的、经济的、国内政治的。莫斯科,聚集了国家财政的百分之七十五于自身,几乎什么都不给各地区,却要得更多。对各地区来说,它们不再需要莫斯科了。它们不再听命于莫斯科。他们已经试图发行自己的货币。北京和东京,比莫斯科离弗拉迪沃斯托克更近。远东人口的增长,是依赖于曾几何时强行移民来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取得的。而且乌拉尔没有莫斯科也过得非常好。就更别说已经被隔离出去的,马上就要被欧盟国家包围的卡列宁格勒的飞地了。

总统和他的团队?可正是他们导致了伟大的俄罗斯帝国(苏联)的垮塌,为了个人的利益有意识地使国家陷于赤贫,继而将国家引向进一步的解体。

政府?我们的政府显然是无行为能力的。首先是数量上的。“和尚多了没水吃”[2]。如果我们由行政管理转向市场管理,那么,为什么需要苏联计划管理下的,各个经济部委的整个编制呢?为了扩大窃贼的数量?

议会?您在电视上看到的,还是空荡荡的大厅,和手持投票卡的“值班的”议员们,他们东奔西跑着替那些缺席者们按按钮。要知道,他们可是被算做是工作着的,并且薪水可是不算少啊。这是他们的工作时间。议员马弗洛迪(Мавроди)在杜马只出现了一次。还有许多人根本就没在杜马露过脸,因为他们买下议员委任书可不是为了选民们,而是冲着议员的豁免权去的。他们像总统和政府一样,对国家的局势是要负责的。杜马最新的成员完全服从于总统。

人民?我们有作为居民的人民。我们没有作为社会力量的人民。除了自发的集会、绝食、阻隔道路外,它没有能力做得更多。所以,政府显然不怕这样的人民,这些人民中最为活跃的核心人物,按照《莫斯科共青团员》(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报的表述,是由“叫花子一样的老人”,退休人员和生活最为艰难的残疾人组成的。

为什么在一本关于黑社会的书中,需要关于地缘政治学的章节?我已经说过,国家的腐败是黑社会存在的条件。国家的腐败,是个内部的进程,但凭借外部力量,可以将对国家瓦解的协助之力,集中在这些外部力量的利益之中,促进在地缘政治斗争中的胜利。在俄罗斯,同贪赃枉法和犯罪做斗争只是政客们的宣言。黑社会化的强国对真正地同贪污与犯罪做斗争没有兴趣。这样的国家本能地不会对抗它们(贪污与犯罪),这样的国家是用无能来展示,如何了结针对大盗贼和犯罪帮派头目的刑事案件。

[2]此处原文为“У 70 нянек страна без глазу(有七十个保姆,国家还是没有照管)。俄罗斯有谚语云:У семи нянек дитя без глазу,字面意思为:七个保姆孩子还是没有照管,作者这里对该谚语稍作修改。—译注

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格瓦鲁欣(Станислав Говорухин)完全准确地判断出,在俄罗斯始自九十年代初的那一过程,是一场“刑事犯罪大革命”。他拍摄了以此命名的三集影片,并出版了同名书籍(1993年),该书提供了影片拍摄期间他所做的札记。等待他的影片的是可悲的命运。整个国家实际上都没看到过这部片子。“民主”政权没能允许它上演。影片的内容反映在他书中的几个章节的名称之中:“批发兼零售俄罗斯”,“乌拉尔黑社会”,“刑事犯罪的黑社会化国家”……

格瓦鲁欣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国家正进行着刑事犯罪的革命。准确地说,这场革命正在收尾。刑事犯罪黑社会化的国家的最终建立标示着这场革命的胜利”。

作为法律工作者,我认为被法律法规所调整的国家与其公民间关系的秩序意义重大。因此,我认为,在转而直接描写现代俄罗斯黑社会体系之前,必须先说说在俄罗斯对法律制度的破坏。

在我早前提及的《荒谬的权力》(Правоабсурда)一书中,我对刑事犯罪大革命之前发挥作用的,权力来源体系(官位等级)提出过批评。我在那里写道,苏联法学科学,如果总的来说,还能称其为科学的话,它与实践是极为割裂的。它预先让法学大学生习惯于谎言和虚假,习惯于双重思维,习惯于认为所学的所有学科,都不过是“理论”,而在实践中却一切相反,而且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通常想的是一样儿,说的是另一样儿,而做的又是一样儿。

但在这个关系中,“民主”的现代时期与前时期没有一点差别。我不打算就此详述,因为本书的题目与法学只有间接的关联。事情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是法律上平等的各方之间的关系。在存在着对法律最基本尊重的社会,黑社会结构是不可思议的且恰恰相反。当然,在任何一个社会,总是存在着应该与现存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矛盾。但公开所宣称的与在实践中实际存在的(主旨)之间不可能有直接的对立。在此关系当中,现如今的法学理论和法律现实,原则上与斯大林时期没有任何区别。民法学教授M.M.阿尕尔科夫(М.М.Агарков)当时非常机智地说道:“西方法学家绞尽脑汁几百年也没解决的问题:习惯(习俗)与法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们国家很简单地就解决了:我们有不遵守法律的习惯”。

依照鲍里斯·叶利钦专权的标准搞出来的宪法,是个公开宣告的谎言。在1990年6月12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主权宣言中,曾表达了作为复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员,建立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的决心,在1992年4月21日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中又重申了这一决心。可仅仅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即在新宪法中确认,俄罗斯即是一个法制国家!这可是个应该进入吉尼斯大全的建立法制国家的记录!

当时,所写的一切都令人信服地显示,在被称为“民主”时代的那个时期,发生着迅速远离法制国家的进程。但C.C.阿列克谢耶夫(С.С.Алексеев)之流的走狗学者却欣喜若狂地匆忙写道:“接过苏共中央的方针,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 —- 迎来了法制的辉煌时刻(C.C.阿列克谢耶夫《法制国家 – 社会主义的命运》АлексеевС.С. Правов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 судьба социализма。莫斯科,第七十二页)。

在我们国家,列宁说的“违法之海”,已经变成了法制上的无法无天的大洋。“上层”的电话铃声,早就成了主要的法律来源。“电话法制”早就在我们权力来源的官位等级中,占据着高于宪法的地位。它曾存在于苏联时期,但没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被提及过。现在我就能用高级别的证据来引证这一点。在国家杜马,有人企图将司法部部长B.高瓦列夫(В.Ковалев)塞进人权委员会主席当中,该部长在黑社会的洗浴场所被当场捉到接受了轻浮女郎服务的,当提出他被解职的原因这个问题时,他宣称,这是“电话法制”的结果。

前俄罗斯总检察长卡扎尼克(Казанник)在一次访谈当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最初的日子里,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以最为丑陋的形式出现的电话法制。甚至于总统班底的工作人员,都认为干预检察院办案是必需的。有一次有过一个电话:请放了某某人……我解释了一下,这个人组织了抢劫集团,抢了银行,杀了人。可我听到对方的回答很平淡:‘那又怎么样?’。让我最惊愕的,正是这个很平淡问题”(《线)

需要就权力机构对法律的特殊关系说几句。从一方面讲,对这些机构来说,存在着固有的不可解的信仰,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颁布法律来解决,或者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应当绝对遵守。国家生活中任何的不足都可以解释成是立法(法律)的问题。硬生生地出现这么一句话:“我们的法律还不完善”,这句话必然出现在每一篇毕业论文中,每一篇答辩中,和许多的文章以及谈话中,就好像,在哪里有那么一个法律完善的国家似的。

别看有法律的禁止和刑事处罚的威慑,如果不说上千,至少也有成百的妓院顺风顺水地发挥着职能。单在莫斯科,在“休闲娱乐”、“桑拿”、“按摩室”等等招牌之下,活动着几百家妓院,它们使黑社会组织富裕起来。在低俗小报上,有上千条的广告“招女孩”,有时是招“少年”,对此不仅没有法律的调控,甚至与法律相违背。在《莫斯科共青团员》(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报上,我统计有近三百条这样的广告。严厉的法律禁令没妨碍任何人。

依照法律,拉皮条属刑事犯罪。但每天所有的频道都从事着掮客的活动……是电视(!!!),向公民们提供找寻“亲人般的爱人”的帮助,对男人,这类电线美分—译注),对女士,不知道为什么,是免费的。

政权机构热情高涨地从事这制定法律规范的活动,尤其是总统,给自己狂揽颁布法规法令的权力,另外还有对法律的极端蔑视,这些活动与现象之间存在着虚幻的矛盾。

他们认为,颁布的政令(命令,决议,决定,法律)针对所有人都是严格而必须的,但这不适用于自己!他们尤其认为,给予需要的申请者(当然,不是免费给予),“依例外程序”免除遵行法律(的权利)是可行的。众所周知,这个现象已经在各个层面普及,并且早已成了规矩。由此催生出绝不是毫无根据的看法:官员可以办任何事,就像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中那样,“不是依法律,而是按良心”。因此,在社会上形成了认为法律并非必要的看法。

司法及仲裁系统的瓦解也助长了目无法纪的违法行为。法院能拿到手的法定财政预算不超过三分之二,法院缺少装备、纸张、信封、邮票。他们无力支付证人的传唤和保护的费用。法庭无法组织起陪审团,因为没人为陪审团的工作支付薪酬。本应由这些陪审团成员的企业和机关来支付薪酬,可这些单位不愿意为他们缺席工作的这段时间支付薪金。黑社会案件的证人,因被劫匪们恐吓而拒绝出证。法庭判决的执行实际上在过程之中就被搁置一边。

通过合法途径讨得欠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助于那些盗匪,他们为此要拿走支付数额的百分之五十作为“服务费”。金额很大,但与缴纳国税、行贿、用在文件、证明等等,既没有任何保障能拿回欠债,又要支付的花费相比,又显得不多。这些匪徒是要把欠债人“放到计时器上”的,就是说,一边讲着法律语言,一边报出为每超出约定一天而收取的大额违约金(罚金,罚款)。因此债务人只关心怎么在最快的时间内偿还债务。如果他拒绝偿债或者过分拖延支付,那么他将面临用刑和死亡的威胁。

没有一个党派,没有一个运动,不把同犯罪与贪腐做“毫不留情”(正是这样!)的斗争写入自己的纲领的。政府也没有落在他们后面。于是在1995年8月,考虑到犯罪局势,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给强力机构下令……在两周的期限内提交采取措施的报告。当然,报告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但总的来说,这个题目的报告、计划、命令和法律颁布了多了去了。但自然是,毫无结果。

我不会引用数量众多的法令决议,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作为例子,我只引用1994年5月24日的总统令《关于实施1994-1995年度联邦计划加强同犯罪做斗争的紧急措施》(到底是实施还是加强呢?—作者)。这个冗长的命令,还有更加冗长的计划,夹杂着诸如“加强”、“赋予”、“巩固”、“保障”以及诸如此类的花哨词汇,一整套的官僚八股用语。需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此类文件当中,都有一些措施,指向的不是与犯罪斗争,而是怎么对执政者政策不满的民众。正是如此,比方说,在上面命令之中,就预先规定扩大内务部的兵力部署,数量是5万2千人。(第三章待续)

内务部领导A.古里科夫宣称:“据俄罗斯科学院分析中心计算,在国企私有化进程中,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投票权的股份被转移到了国内和国外的刑事犯罪资本当中”。报告和外汇向国外的流出提到了这一点,估算其金额达到3000亿美元,虽然该数额远多于这些(达到一万亿美元)。这如何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10-20亿美金相比呢?

在所有官方文件中都强调,我们的法律一视同仁,法律的适用是不讲情面的。但法律不但对克里姆林宫的黑社会不起作用,而且经常是完全不起作用。在强力机构中,对那些不起作用的法律甚至有专门的术语“行不通的法律”(непроходные законы)。在我们的刑法以及其他法典当中有许多法律,已经有意设定为永远都不会适用它们,也就是说,它们是用来装饰我们的法典的法律,换句话说,是用来宣传的。

比方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36条:侵犯公民平等权利罪。这条法律从来没被适用过,也不会被适用。您有权问我,那为什么要通过它?那是为了证明,法律在我们这里是一视同仁的。一个工人从工厂里带出某个价值500卢布的零件,或者“公民”黎索夫斯基(Лисовский)从政府大楼里带出50万美金,会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被一视同仁地审判吗?工人会从民主法庭那里得到几年的劳改营,而黎索夫斯基完全不会被审判,因为“不清楚,这钱是谁的”。亦或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39条:违反住所不受侵犯罪。如果您的住宅被特警队员破门而入,没有(搜查)令,但手持冲锋枪(这情形,不光在车臣是家常便饭),如果您引用宪法的规定要求其出示(搜查)令,那您可着实逗得他们开怀大笑了。我警告过我的孙子,如果他偶然出现在警察局,无论如何也不要指出自己有何权利,尤其是千万别引述宪法,在警察局非常不喜欢有人开始 “搬弄法律”。有一次,他们甚至把一名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打死了,尸体扔到远离警察分局的地方。这起事件甚至成了一部故事片中的情节。

在新刑法典中加入了第210条 组织犯罪集团(犯罪组织)罪。喏,您会想,现在可就不是那个曲儿了,黑社会吓哆嗦了。没这回事!刑法的这一条原来也是“行不通的”。黑社会的数量疯狂增长,就像发酵了一样。似乎,用需要遵守很多条件,可以来解释这条法律的“行不通”。不能殴打强盗,黑社会成员,这为的是,让他出于对刑侦人员的感激之情而给出“感恩的(用俄语讲,是感激的)口供”(这是警方的行话,现在甚至连广播电视都使用起来)。不然,因为这个,可能会受到报复。要知道这可不是个普通的苏维埃人!不过,“小厮们”有时是可以殴打的,但不能是小头目中的某一个。

合法性遭到破坏,法制上无法无天。遭到破坏的不只是国家的合法性,遭到破坏的甚至还有臭名昭著的“盗贼的规矩”。那么,盗贼的规矩禁止“合法盗贼”(вор в законе)[1]拥有家庭、财产,以及与政权机关的合作,有义务将抢劫来的“收入”的一部分充公,划归入“大锅”(общак),即盗贼们总的“互助金”。现在“合法盗贼”已经不再对此予以遵守了。

要说到国家机构与犯罪组织的融合,A.康斯坦丁诺夫(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在侦探小说中非常清晰而规范地表述了这一状况。他写道:“……通过国家职业官员和专业的刑事犯的联络,正是这样产生真正的黑社会家族……在这种家族中,最可怕的是,它游离于国家法律和盗贼规矩之外,依照盗贼规矩б禁止在份额的水平上与政权的代表接触……家族制定了自己的规则,自己的(盗贼的黑话“母狗”、“”是指同权力机关合作的贼。—作者)的概念,同时运用了国家的法律和盗贼的规矩……以巴隆(小说中的人物,是名“合法盗贼”。—作者)的观点,这很恐怖,因为这导致无法无天:以,不讲道义和为权力与金钱的背叛为思想基础的组织无法摆脱它……“。

国家的犯罪率和贪腐在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在2002年2月,普京总统自己在总检察院列举了这样的数字:去年,有三百万起犯罪(我要提醒,很大的一部分犯罪,警方并未予以登记)。重大犯罪和特别重大犯罪的份额升高,但其破案率在下降。7000其命案(仅仅在去年)随意遍布全国。检察院终止了40000起未侦破案件。有超过30000名失踪者未能找到。我要强调的是,这些数字,是由俄罗斯总统说出来的。

普京的故乡 —- 彼得堡,被认为是俄罗斯刑事犯罪的首都,但按照犯罪率来算,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未必能让出头把交椅。以下是莫斯科2002年上半年与2001年同期相比的犯罪率的数字:

2002年7月,内务部的特委会调查了彼得堡警察部门的工作,并在200页的报告中,得出工作不合要求的结论。特委会尤其关注到,在登记案件上的令人无法容忍的态度。当公民来到警察分局报案时,工作人员会对其施加各种压力,以使案件不被登记。

最近这一年半到三年间,征兆性的现象初具轮廓:雇凶杀害国家官员及议员,包括相当高级别(的官员)。曾有彼得堡副州长马涅维奇(Маневич),议员斯塔洛沃伊托夫(Старовойтов)被害,而国家杜马一共有8人被害,针对莫斯科副市长奥尔荣尼基泽(Орджоникидзе)有过两次蓄谋谋杀。在黑社会持续的交战中,杀人,在早些时候,只在罪犯人群中间发生。依照国家与犯罪的融合程度,在这种争斗中开始有官员死亡了,这与犯罪环境密切相关。如果知道了,莫斯科的赌博生意在奥尔荣尼基泽的管辖范围内的话,针对他的谋害就变得明了了。

2002年10月18日,在新阿尔巴特,也就是说,在莫斯科最中心地带,距离克里姆林宫500米,上午九点,外号“推土机“的杀手开枪射杀了马加丹州州长B.茨维特阔夫(В.Цветков)。在该州,开采黄金的数量占俄罗斯黄金的四分之三,还有银及有色金属,鱼、虾类的捕捞。需要向外国读者补充说明,这是政府路线,普京及其他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正是在此时沿着这条路线上班。所以这里警察和便衣密集。这就好比是在华盛顿的白宫前,杀手射杀了阿拉斯加的州长一样。黑社会的肆无忌惮已经没了界限!另一天,在莫斯科一名从事非法黄金交易的“合法盗贼”被杀。也是在这一天“麦当劳”餐厅旁,一辆机械部件当中塞入了炸弹的汽车爆炸。一个少年被炸死,还有几名顾客被炸伤。莫斯科警察宣称,这并非恐怖行动,而是黑社会之间的清理门户。这时很明显的(对事态的)不了解。警方认为,当恐怖活动的原因是政治性的时候,它是针对具置的。而如果行动目的是惊吓顾客,且其中大部分是孩子,那么,这不过是起刑事案件。

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还发生过一起有意思的事件:一名教授、教研室主任,白天在医学院自己的办公室里,遭三次射击被射杀。很快就找到杀人凶犯并通告,称其为一名停尸间的雇工,该人因醉酒而被教授清退。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杀人被称作日常凶杀,一般实施是用铁管子打击或用刀。在这起事件中,教授是被用加装了消音器的手枪射杀的,且在隔壁房间没有听到射击声。这不合看停尸间的酒鬼的特点。当宣布说,教授从事着盈利水平不比石油生意低的礼仪服务时,案件就变得明朗起来。所以说,不仅国家机构,而且科学也与犯罪同流了。

这便是“民主”与“毫不留情地同犯罪做斗争”十年的第一个总结。在俄罗斯完成的刑事犯罪大革命的如此总结。

[1] 合法盗贼(Воры в законе),是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特有的一种犯罪联合组织形式,在世界刑事犯罪实践中没有类似的组织。该联合源于当时对犯罪的严厉打击及社会上的饥馑,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种犯罪组织形式具备极端的封闭性和隐蔽性。这种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矩,比如,其成员不能与固定的女人稳定地交往,即不能有家庭;不能与任何政府权力机关合作或者配合;不能参与任何社会活动;不能介入任何形式的司法程序等等。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种犯罪组织形式的成员几乎被消灭殆尽:在伟大的为国战争期间,“合法盗贼”中有许多人同意被编入红军,参加反对法西斯德国侵略的战争。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后,这部分人又回到劳改营,并在那里同没有向传统犯罪环境退让的罪犯们发生激烈冲突,导致双方损失惨重。据统计,截至2010年,“合法盗贼”的数量仍有149人。—译注

在俄国,黑社会最初以普通的讹诈手段开始成型。两个喝得烂醉的小子来到商店业主、商人跟前建议提供“保护”。如果店主拒绝,那他就开始出现麻烦:遭到“陌生人”的殴打;开始在商店周围,后来在店里发生爆炸或者着火等等。这种情况曾经在美国也很普及。起初,这些只涉及到那些“个体”,再后来,轮到国营企业,甚至外国人也没能躲过这项起初价值为收入的10%的强制性“服务”。

为了让公司不隐藏自己的收入,黑社会会在“受辅助”的企业的编制中安插自己人。按照内务部的上述情报, 黑社会监控着大部分企业和银行。实际上,目前所有企业,不论其归属于经济的哪个部门,都有黑社会的“保护伞”。能逃脱的只有类似“Most-bank”这样有强大安保力量的企业。此外,像下面将要显露出来的那样,这些企业自身就有着黑社会的出身。

俄罗斯黑社会迅速走过了美国黑社会耗时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他们进入合法生意,且活动不局限在俄罗斯。在许多国家都有银行完全合法地属于那个“米哈希”(米哈伊洛夫Михайлов)。

黑社会所的形成是个双向的过程。在俄国,在带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大规模的所有权重新分配时期,当时组建的公司确实需要地下性质的保护,需要免受来自劫匪、竞争对手(的侵犯),同时逃脱来自国家的讹诈。大型公司拥有自己的安保部门[Most-bank的安保人员,依据各种情报统计,在1000-1500人,并由克格勃前主席Ф.鲍布科夫(Ф.Бобков)管理]。需要顺便指出,安保人员的总数大概有400 000人(伏尔加斯克汽车制造厂的高级管理人员甚至有自己的个人保镖),这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军队的人数都多,但保安人员准确的数量谁都无法确定。内务部和联邦安全委员会(ФСБ,即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克格勃。—译注)的工作人员在“非工作时间”都肩负着甚至那些非法企业(比如说妓院)安保工作。

需要指出,这股力量站在俄罗斯制度一边。其利益在于保存现有的刑事犯罪格局。根据一些情报分析,这些安保人员积极地参与到了1993年10月的件当中。自然,是站在叶利钦“家族”一边。

官级低的国家官员、一些“普通”议员、小企业主和其他类似的公众人物无法拥有官方的保卫,而他们同样需要保护,需要消除竞争对手,尤其是在选举期间,于是他们就需要寻找与地方黑社会的联系。

黑社会系统的根基还是在被称作“社会主义”体制时期奠定的。尤其是在勃烈日涅夫“停滞”时期突显出来。但并没在所有的领域显露。总之,开始于贸易中(不用说,是国家贸易,那时候也没别的形式的贸易)。售货员把缺斤短两、卖“私”货、克扣,和玩儿其他把戏剩下来的“油水儿”上交给队长,而队长上交给部门主任,主任给商店经理,经理给公司等等,直至贸易部。此外商店埋单供养着警察、区领导以及其他有头有脸儿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像现在,开始同这些恶势力做“斗争”,甚至安排了示范性的诉讼案件,就像在阿什哈巴德控告小售货员玛敏德拉佐娃案,这位售货员在柜台下面为“自己的”顾客藏了儿童连裤袜。而这是在那样一个“官级表上的人物们”,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以及他们的附庸者们不受处罚地成百万地偷盗的时期。

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的,有莫斯科叶里谢耶夫斯克商店经理索阔洛夫案,索阔洛夫被匆忙处决,因为他开始“咬”别人了,轨迹不仅指向了贸易部,而且还指向政治局成员,指向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根据我的观察以及报纸上公布的消息,每一个层级都“往上”缴纳了三分之二的“油水儿”。

“车间工人”曾是另一个著名的网络,他们是指往销售网点送“私”货的轻工企业的工作人员。比如,制鞋工人把领到的皮子抻开,结果是鞋的质量提高了而且也提高了没计入(成品)的鞋的数量。有的时候,这类公司被逮到,并遭到了包括处决在内的严厉的惩处,但那个时候,在他们内部环境中已经按照合法盗贼的模式组织起了“大锅”、“小金库”,用这里面的钱保障了被审判人员的家庭,也“改善”了蹲在劳改营的人的状况(收到了包裹和其他帮助)。为了减轻刑罚和提前释放,从“大锅”中拿出钱来行贿。

经济和政治危机形成于勃烈日涅夫时期并开始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地位。克格勃中对此看得最清楚,这个部门的领导对于苏共中央来说是最大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经常调换自己的宪兵队长。报章上不止一次偶尔出现消息或者暗示:“改革”计划正是在克格勃且还在七十年代就制定了。

对“勃烈日涅夫的人”的打击开始时,正是来自于克格勃方面。逮捕了嘎琳娜·勃烈日涅娃(Галина Брежнева)的朋友们:国际马戏联盟经理高列瓦托夫(Колеватов)和外号叫“吉普赛人”的马戏团的演员(我不记得他姓什么了,他后来“自己死”在狱中)。这样的缉捕不可能不经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的批准,或者没有他的知晓。很难理解,他是怎么得以置身事外的,但他的副手茨维贡(Цвигун)不得不“自杀”。不过,不排除他杀。

A.古洛夫写道,著名侦查员戈德梁没和刑事罪犯和有组织犯罪打过交道,并且与“真正的黑社会擦身而过”。这是自然了,因为他另有任务。古洛夫把戈德梁宣称的指向克林姆林宫的线索称作是“空口无凭的”。这也是自然的了,因为任何侦查,其线索如果通往最高层,它们都会被砍断,证据也会被销毁。古洛夫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照古洛夫所说,比如,塔什干曾分成四个地盘,每个都由当地的权威控制,我下面引用的他的话尤其有意思:“在警察机关起作用的是黑社会的代表,他们在那里工作,甚至连个人档案都没办。是他们把开始作证的证人从监狱的窗户扔出去的。犯罪分子绑架了孩子,借助雇来的爪牙除掉竞争对手,组织杀人案”。

在“改革”前很久就开始的,对“乌兹别克的”(戈德梁要求将其称为克里姆林宫的,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大规模贪腐案的调查,就像是对最忠诚于“勃烈日涅夫的人”之一的拉什多夫(Рашидов)的打击。那时已经缉捕了“拉什多夫的人”—-社会主义劳动模范、苏共第二十六届代表、农业联合体的头头儿阿德洛夫(奥德洛夫)(Адылов 或Одылов),该人有自己的安保部和关押不听话的人的“禁惮”(地牢)。当地警方严密看护着属于他的几个楼道大门。那些企图控告奴隶制秩序的人,是在以自由和生命冒险:人会毫无踪迹地消失。恐怖行为是“合法”地实现的。借助“护法”机构:伪造出一件有假证人的刑事案件不费吹灰之力。

他还有些快活的地方,为他自己也为高贵的客人:洗浴和后宫。关于所有这一切报纸和广播都大声呼吁过。在“改革”和“恢复法制”的时代他未经审判坐了几年牢,而后这件事就了无声息了。这人怎么样了,我不知道。

对领主的物质援助是附庸者们最为重要的义务,这也就是那,到处都叫做受贿的行为。“贪腐的分布网络,以及监督机关自下至上都可以被贿买(的现实),导致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区一级的、州一级的、乃至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甚至是政治力量都勤勉地为犯罪辛迪加效力。上流社会的掌权者一天天地发起财来。被这些人劫掠的人民过着可怜的日子,缄默着,忍受着。抱怨是没有意义的”(《星火》Огонек,1989年第二期)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届代表大会上说:“不止一次有联盟机关的,包括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乌兹别克斯坦,这些人不可能不发现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作者)。加盟共和国的劳动者们愤愤不平地写信给中央机关反应毫不中用的制度。但这些警告没得到应有的核查”。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进而也就没有试图回答它。

他也没讲到,告状的人遭到了怎样的命运。也没讲,中央密使是如何到访的,包括在斯塔夫罗波尔,那里他是第一个去的。到处都建成了带宴会大厅和钻石礼堂、带桑拿和游泳池的宫殿,那里由国家付账,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来博得“钦差大臣们”的欢心。“在宽敞而昏暗的卧室那密实地被布幔遮掩的窗后,边区负责人醉心于丑陋的醉酒的欢娱,那里遭受屈辱的年轻女人殉身的事件成了寻常事(仅在1988年上半年,在一个苏尔汉河州就有16个姑娘”(《劳动报》Труд,1989.1.12)请注意:这可是在被称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公开性”的第三年! (第四章待续)

伴随着贪腐的暴露,出现了大量的自杀行为。这些确实是自杀吗?安德罗波夫的副手茨维贡,施拉阔夫(Щелоков)夫妇(施拉阔夫是内务部部长)以及其他一些人,即使是以我们的“公开-非公开”法庭来审判他们,这些人也都知道得实在是太多了。举一个典型的“自杀”的例子。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副部长被在军医院的病房中发现头部有三处枪击伤!第一颗子弹打碎了颌骨,第二颗卡在后脑,此后,他“自身获得了力量”又朝太阳穴开了一枪!吉尼斯世界纪录!

还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发生了件神不知鬼不觉的神秘事件。苏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官级部门换购没有解释外汇来源的10000美元(!)!这看上去,像一桩琐事,但这就是对贪腐的直接邀请,因为当时他们工资拿的是卢布。

以这样方式,在苏联和苏共倒台前,国家政权的黑社会化–刑事犯罪贪腐体系就已经奠定好了基础,但还不能说在“民主”(准确地说是“民掠”)时期延续了前朝的体制。变化是本质性的。确实是发生了刑事犯罪的大革命。

现在我们要来关注纯粹的犯罪环境,以确定在新的“民主”条件下,国家以及商业活动同刑事犯罪世界的融合的路径。为此需要回到古洛夫的“红色黑社会”一书。

他将“合法窃贼”氏族出现的历史,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并作为世界犯罪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来研究。与大众观点相反,刑事犯罪环境内部,在惯偷中享有较高威信的并非是盗匪和杀人犯(他们恰恰是最底层的帮派),而是掏兜儿的小偷。

工龄从革命前延续过来的小偷叫“镰刀”、“镰子”,来自无业游民的新一代小偷叫“骗子”。他们所有的人,都不成其为一个组织,也就是说没形成有组织结构的群体。“合法窃贼”也不构成组织。他们只会出现在斯大林劳改营那残酷的条件下。在自由世界他们并未扮演特别的角色,因为掏兜儿的并未组建什么协会,只是个人或者2—4个一小伙儿人在起作用。关系和“大锅”是有意义的。虽然如此,“合法盗贼”仍然在获得自由之后享有威望,现今,黑社会在解决争端的时候也要求助于他们。他们的决定不容申辩。

贼们的“规矩”不是成文法,是口耳相传的。它没有准确的表述方式,在解释时是允许有差异的。然而,总的来说是一致的。

一个窃贼只有在具备诸多品质后,才能获得合法窃贼的名号,“加冕礼”在窃贼们召集的集会上进行。在狱中,依靠蹲在不同牢房的窃贼们之间传递的纸条来知会“加冕”的情况。对于合法盗贼来说一定要有几次“进出”(蹲劳改营的经历)。“名号之冠”不是终身的,可以因违反窃贼的规矩而被撤销“桂冠”,剥夺合法窃贼称号,且甚至被杀掉。违反了窃贼荣誉这个“法典”所导致的惩处,一共有三种形式:较轻的 —- 当众扇耳光。第二种是“如雷贯耳”(擂耳朵);“放”,就是剥夺称号,从窃贼群体中开除,转到“爷们儿”(普通刑事犯—译注)中。第三种,是较为普遍的 —- 死亡。

刑事犯罪大革命之后,状况有了根本性质的改变。最主要的,是开始了国家机器与刑事犯的融合,也就是说,窃贼“法律”的最高“法规”:禁止与政权合作—-崩溃了。合法窃贼从本质上有了变化。“合法窃贼”称号可以在缺少必需的品质(有前科、坐牢的次数、纹身)时用钱买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窃贼有了自己的财产和家庭。A.涅夫左洛夫(А.Невзоров)在一部电视报导中展示了合法窃贼“砖头”(基尔比切夫Кирпичев。基尔比切夫这一姓氏在俄语中是砖头的意思—译注)在列宁格勒郊外的别墅。木制大别墅是按照俄罗斯风格建成的。围着高高的木栅栏。这块地本身就是个大花圃。涅夫左洛夫在展示这些的时候,暗示了相邻的一座类似的,一个不知姓名的检察官的别墅,一座用工资,即使是检察官的工资都不可能建得起来的别墅。片子播放不久,“砖头”就被杀了。据说,“砖头”向他管理的 “大锅”伸了手。黑社会不会原谅这类违“法”行为,虽然在此之前,“砖头”已经金盆洗手“退休”了。

俄罗斯黑社会很快就与银行资本接合了。最初独立存在的别洛沃罗特尼奇柯瓦娅(小白领)黑社会,开始需要刑事匪帮的协助了,这些匪帮在官场中寻求合作。这样,盗匪和银行家互相寻找。哪里是合法机关的尾和刑事犯罪世界的头儿,变得根本无法确定。可以说,国家方面的保护伞罩着犯罪的保护伞,而犯罪的保护伞也罩着官员的保护伞。

难以置信的残酷性和缺乏任何道德限制催生了俄罗斯黑社会的快速滋长。比方说,如果说西西里黑手党有不允许动妇女和孩子的规矩,则对于俄罗斯黑社会来说就没有、也不会有任何限制。正因如此,俄罗斯黑社会在国外经常能攫取到当地黑社会的地位。

在官方的机关报《俄罗斯消息》(1998.1.13)上,内务部部长A.古里科夫在《刑事犯罪的革命还是刑事犯罪的进化》(Кримин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ли эволюция криминала)一文中说,在内务部登记的行动统计上有12500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和建制形式”,计有60000“行动积极的成员”。像往常一样,在内务部的资料中,数字总是缩小的,但即使这样,这个数字也是相当可观的了,况且,别看在与犯罪团伙作着“斗争”,数字还在增长,按照古里科夫的话说,正进行着“有组织的,尤其是经济的犯罪升级”。而且,搞不懂的是,内务部的角色到底是消灭犯罪团伙,还是登记犯罪团伙。

此外,古里科夫没统计在国家机关的犯罪团伙,而组织侵吞、没收金钱并将其转移到国外也需要有现成的有组织的帮派。其次,大的团伙有自己的下属部门,这些部门也可以被认为是独立的。最后,内务部的兴趣(利益)不在提升的(有组织犯罪群体数量的)数字之中。

还有那种“野”匪,他们不能被算作黑社会,因为他们与国家机器没有联系。在黑社会中,他们被叫做“哥萨克(侦查)小分队”。黑社会和警察都在同他们进行着殊死的搏斗(直到肉体上的消灭)。然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于有组织犯罪。

然后,当黑社会渗透入合法的生意后,被黑社会所需要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人:经济学家、金融学家、计算机专业人员、财务人员。黑社会党徒的外貌也发生了变化:一成不变的皮夹克和粗大的金链子,运动裤和运动鞋换成了昂贵的西装和衬衫与领带,薄皮皮鞋。甚至靠体力吃饭的警卫看上去都开始像个银行职员。

1998年8月,莫斯科市长Ю.卢日科夫(Ю.Лужков)愤怒了,您想象得到吗?原来,在属他所管辖的俄罗斯首都,犯罪率在升高!而且犯罪团伙的数量上升了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0.3%,而是一倍!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有总统所驻扎的克里姆林宫、联邦安全委员会、内务部、联邦政府通信与信息局、特种民警队、快速反应综合队、特种部队等形形的机构,还有自治市政府的,即市长警卫队。黑社会团伙借助于莫斯科的官员,在这里开设银行、赌场、饭店,还有,请原谅,妓院。大家(当然了,市长除外)都知道,在莫斯科的市场里,犯罪团伙与警方和睦地合作,且两者均勤勉地从货商那里收敛贡品。

前(且不仅是前)克格勃的人、特种部队的人,警察机关的侦查员,以及其他被“机关”解职的或者被更肥的肉所诱惑的专家们,都进入了黑社会。所以,对抗黑社会更加艰难了。经常是黑社会装备得比被召来对抗他们组织更好。

许多“阿富汗人”,即在阿富汗参加过作战的官兵,或被逐出了生活的正常轨道,或被国家抛弃听天由命,他们只会打仗和厮杀,这些人也找到了通往黑社会的道路。前运动员,尤其是“力量型的”(拳击手、摔跤运动员、射击选手),都能被利用在敲诈勒索和安全保卫上。“合法盗贼”这个角色的作用减弱了。黑社会更看中没被判过刑和“进去”过的人。然而这不能理解成,“合法盗贼”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威信。在俄罗斯,黑社会就是这么出现并强壮起来的。

“合法盗贼”这个阶层,从该词的严格意义上讲,从来就不是个组织。他们互相认识,保持了联络,甚至在狱中也是一样,大约每年有一次全联盟范围的聚会,但没有组织结构、领导机构,也没有下属。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做自己的事。他们就像前苏联新的“独立的”共和国之间没有边界似的,发挥着作用。最近的一次聚会是在敖德萨召集的,共有130人到会。警方得知了这次集会的情况,但很明显,盗贼们也了解到警方知悉了这次集会的情况,所以只有40个大概没来得及得到预警的人出现。他们被拘押,但,像通常那样,除了一名被通缉的小偷,其他人很快就被放了。而这人后来怎么样了,我不清楚,但1999年2月,这次集会的组织者“鲁吉克”(鲁道夫阿甘诺夫Рудольф Аганов)被杀死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家餐厅里。谋杀和这次集会无关。

照例,所有的集会对盗贼们都会无果而终。在世界实践中破天荒的著名事件,是1994年5月,集会在……莫斯科布特尔斯基监狱中召集!虽说集会最终被阻止,但这类“民主的”事实本身完全胜于雄辩。恰巧,当时大家都清楚,布特尔斯基监狱当时正急需解决犯人们的饮食供应。那时,国家监狱的食物供应都是由合法盗贼来组织的。国家和盗贼们之间,在合法的前提下有着如此感人的合作。用金钱、食品,个别地或者对羁押地整体提供帮助,对同道提供任何形式的物质帮助,在贼的黑话中被叫做“加加温”。

目前,整个俄罗斯和独联体的领土在黑社会之间都已被划分。大型城市也被分割成几个部分,每一伙的黑社会都严格护卫着“自己的”领地。自然,在市长Ю.卢日科夫领导下的莫斯科黑社会最多。这里,黑社会都以莫斯科的区的名称命名:宋采夫斯卡娅(Солнцевская),留别列茨卡娅(Люберецкая), 高布杰夫斯卡娅(Коптевская), 马林斯卡娅(Марьинская)等等。

《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2001.6.11)刊载了一份自己调查的非常有意思的材料。一份标注了属于有组织犯罪团伙(缩写ОПГ —-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аяпреступная группировка), 这里报纸使用了官方术语,领地和目标边界的莫斯科地图。我觉得,任何一个所谓团伙都是有组织的,所以,第一个词儿是多余的,对此只是暂标记一下,我们还是回到确切的表述。经作者清点,在莫斯科有100个有组织犯罪团伙(ОПГ),其中活跃分子不少于20000人。有一点很重要,需要指出来:在一些ОПГ的特征中,尤其要强调与国家的勾结。比如,宋采夫斯卡娅ОПГ的特点是“最具影响力的,所谓‘国家团伙’之一”。这种勾结可没有标注在所有的团伙中。但如果波多尔斯卡娅(Подольская)ОПГ(波多尔斯克:莫斯科州的城市名)控制着“组织首都大众消费品的进出口业务”,也就是说,这不可能没有市政机关的参与。有时,地域性黑社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相互跨地域控制。在彼得堡最有影响力的坦波夫斯卡娅(Тамбовская)ОПГ就是这样。

该文章作者所确认的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区域原则早就成为历史了”。我对此无法苟同。按照惯例,谁掌握这片区域,同时也就掌握了区域之上的东西。这个原则还在封建时期就人所共知了。

俄罗斯的绝大部分资本(大约80%)是在莫斯科周转的。由此牵制着所有大型俄罗斯团伙都在莫斯科有(自己的)根基。但仅为较强大的团伙能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是以力量来夺取自己在首都开展业务的权利,而是与相应的区域团伙头目达成个人间的协议。当然,像扰乱了界规的当地团伙一样,他们也躲不过过冲突。因此,举例来说,在俄罗斯,最主要的体育运动综合体是(莫斯科的)卢日尼基运动场(黑话称“卢热”Лужники,Лужа),以此为基地的卢日涅茨基物品市场隶属于里别茨卡娅(Липецкая)团伙(在共青团真理报的地图上没有该团伙)。1998年7月,在该市场发生了市场业主与阿塞拜疆货贩子之间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一名阿塞拜疆人被刀刺死。阿塞拜疆人用手举着死者,列队沿共青团大街向首都的中心挺进,但他们被坦然地使用警棍的“阿蒙”(ОМОН,即特种民警队—译注)阻断了去路。结局是者们把“同事”的尸体扔到路边后四散而逃。

每个团伙都有由权威人物(并非是“踞高”的刑事犯)或者合法盗贼组成的领导层。他们挑选亲信组成协商会。团伙再划分成队长带头的分队。接下来就是一般成员:战士(兵、弟兄、楞子、小子)和“马仔们”。依照《共青团线个“合法盗贼”和权威人物合法地生活在莫斯科。

《共青团真理报》确信:黑社会活动的区域原则已经消失,这结论非常值得怀疑。在莫斯科有自己的项目的巴拉什赫茵斯卡娅ОПГ,不见得会允许“外来的”黑社会进入巴拉什赫依市的地盘,而如果阿塞拜疆人在那里倒卖水果,只能征得巴拉什赫茵斯卡娅ОПГ的同意,并要付清相应的贡金。还有一个结论:如果这一切都被《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所了解,那么联邦以及自治市政府的安全机关也该知道这些情况。进而,如果莫斯科的犯罪率在最近这段时间上升了两倍,那他们是怎么与黑社会“作斗争”的呢?

对地域性黑社会的描述,大概要从叶利钦“家族”或称氏族的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叶卡捷琳堡)开始。还是在1991年以前,那里就形成了三个大型的犯罪团伙:“中心”(以瓦金和顾钦为首),“乌拉尔机械制造厂”(茨冈诺夫兄弟)和“青蓝”(根据纹身的颜色,也就是说,是纯粹刑事犯罪的团伙)。别看已经划分了部分领地,但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毫不留情地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格利高里·茨冈诺夫(Григорий Цыганов)被其住宅窗外飞进来的子弹击毙。瓦金(Вагин)在叶卡捷琳堡市中心被冲锋枪射杀。俄罗斯国家的边境不是俄罗斯刑事犯罪分子战争的边界。企业家施罗阔夫(Широков)和他的两名保镖被人在布达佩斯给“搞了”。

团伙内部是专业化的:有自己的探子、观察员、杀手、经济学家、爆破手等等。比如,“乌拉尔机械制造厂人”就有大约30人的杀手组,他们每月拿不少于3000美元的“工资”外加因每一“成功消灭”而应得的1万美金的奖励。

自己人也会因背叛,或企图“捆了”—-也就是说终止犯罪活动,而被消灭,。有两名商人因此被杀:“别贾”—- 别兹金诺夫(Безгинов)和“金发男”—- 谢利维尔斯托夫(Селиверстов),他们都被“乌拉尔机械制造厂人”罩着,他们后来决定再也不需要这个罩儿了。于是他们被带出城外,似乎是去“箭头”(即解决问题的会面),路上,他们被穿了警察服装的杀手拦下并被害。他们被扔到修公路的基坑里,上面埋了五吨砾石。有意思的是,得到了掩埋他们地点的情报后,警方在州长罗塞里那里打了90亿卢布的购货单子和建筑机械工具,警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借助这些机械工具找到了尸体。

需要指出,对于黑社会团伙,一般来说,他们不仅突击工作,而且还“文明地休息”。在塔什库里湖畔,一个他们从国家买过来的封闭的区域内,有豪华的单幢小楼,马厩,汽艇,“川崎”水上摩托,aquapang潜水服。很难想象,“乌拉尔共和国”行政当局对此一无所知。黑社会头子茨冈诺夫在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文化宫(!)楼内有合法公司《INTERSPORT》的办公室。但在完全逍遥于法外的环境中安稳地经营的同时,他们猖獗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头目被捕之后,残暴地痛殴了上伊谢季法院的法官,用火箭筒射击了地区反有组织犯罪管理局的大楼和州政府大楼!

行政当局只好着手干他们早就有义务干的事:组建了警察、检察院工作人员和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的联合行动小组来消灭黑社会。报道这事的《共青团真理报》记者C.阿甫捷耶夫(С.Авдеев)写道:“他们基本上捕获了‘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家族’的所有成员(现在只有七人在逃)”要不是还有些疑问的话,这一切就太可喜可贺了。首先,行动给另外两个团伙腾出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但没说是怎么处理这两个团伙的。其次,根据多年跟踪观察黑社会的活动,以及同他们的“斗争”的经验,我知道,警方非常喜欢高喊抓住了黑社会成员,但通常没有对抓捕后的结果的消息。

照惯例,这些案件在法院就“散了”,或者下那么一个判决,此后,黑社会成员很快就能一切照旧。上述报道的记者C. 阿甫捷耶夫也部分地证实了这一点:“那个最终被行动小组抓到的古尔纠莫夫,下塔吉尔的法官同意将其以7000万卢布取保释放。一名团伙头目之一,该人身‘负’(即,计有)84起严重罪行,就那么杳无音信了……”。离胜利的终点还是那么地遥远。

现在我们转向库兹巴斯(Кузбасс),1990年在那里曾有过一宗与抢劫有关的案件,1994年是36起案件,1995年前7个月是237起案件!就是在那一年,在州的“监控下”共有200个团伙,计3500人。

1997年,克麦罗沃州州长A.图列耶夫(А.Тулеев)在电视上宣称,该州的主要问题是犯罪现象。1991年提供给了库兹巴斯煤炭专项美元债,照例,钱被偷着分光了。图列耶夫向总检察院报告了州里的情况,但没得到答复。他还向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Скуратов)个人做了汇报,同样是没有结果。任何一个矿从采煤到买家都有由6—7个“中间商”组成的链条,这些“中间商”的收入大幅提升了煤炭的价格,并导致矿山亏损。如果矿长试图摆脱这些“中间商”,他们就会杀掉他。嫌犯是“找不到的”。有七名矿长就是这么被害的!

自然了,这帮“中间商“(就是那些黑社会)显著提升了煤炭的价格,缩小了矿山的利润,这成了国家拖欠偿款,包括拖欠工资的原因之一。正像图列耶夫不只一次说的那样,同中间商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他们紧紧地与权力部门纠结在一起滋长。图列耶夫在选前的竞选期间大声地呼吁(消除)“煤炭黑社会”,但他上台执政后,(情况)鲜有改变。

至于说到赚大钱,则黑社会越是强力和凶残,那么他们之间为争夺肥肉的战斗就越是残酷无情。因此,没有一个俄罗斯的港口没被黑社会霸占,和逃脱掉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现在,在这个领域的典型,是俄罗斯在黑海的唯一深水港—-新罗西斯克,况且那里还是里海过来的石油输油管的终点。因此,那里是石油巨头和石油黑社会,尤其是车臣的黑社会之间产生利益冲突之地。在以此为题目的不计其数的文章中,《新报》(Новая газета)(1998年第7期)睿智地列出了一个标题:《“小陆地”曾是难以攻克的之地。但已成了犯罪之地》(备注—“小陆地”是新罗西斯克郊外的一块不大的区域,该地因是勃烈日涅夫“元帅”“建功立业”的地方而闻名)。在这篇文章中谈到:“根据权威渠道的消息,普罗赫连柯(Прохоренко)(新罗西斯克市市长)及(其手下)鲍德高尔金(Подколзин)的活动如今越来越具有刑事犯罪的色彩。不在他们“规划图”内的机构会遭到新出道的盗匪的“突袭”。在此过程之前,鲍德高尔金与该市最危险的权威人物之一阿拉伊克·纳噶别疆接上了头……而支持纳噶别疆的是最具影响力的俄罗斯“合法盗贼”之一 —- 哈桑(他在北高加索以亚美尼亚有组织犯罪协会“教父”而闻名)”。

在另一期的《新报》(1998年第46期)上引用了一封有意思的信,这封信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税务警察局局长巴尔苏柯夫(Барсуков)写给库班政府主席梅利尼科夫(Мельников)的:

“据本局保安部数据,接收到来自车臣的刑事犯罪团伙的系统性试验,该团伙企图对新罗西斯克市石油转运加以控制。基于此,确信他们有来自车臣和境外的某些政府和财政机构的支持。比如,1997年新近来到新罗西斯克的车臣团伙,在同当地权威刑事犯谈判时,显示了其实力以及关系网,保证能获得世界前十大银行中六家银行给予的贷款支持,以扶植和发展其所控制的当地经济项目为目的的犯罪行为。同时,这些团伙和车臣的实业界对近港机构的一系列项目以及沿岸工业企业有兴趣。”

有意思的是,1997年初,在西班牙(!)召集的车臣刑事犯罪权威人物们的集会上,任命的新罗西斯克的“巡察”(即,被黑社会所信任,委托其跟踪观察某一城市或目标项目活动的人)是该市军事检察长С.切布尔诺夫(С.Чепурнов)(该人自1997年8月15日开始被列为失踪)。

在各类报纸上,有许多关于圣彼得堡和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口黑社会的报道。甚至在相对不大和远离车臣的纳霍德卡港,在车臣的哈度耶夫(Хатуев)团伙和俄罗斯“维博斯”(维基拉伊洛夫Вэпса —-Вытирайлов)匪徒间,为争夺港口控制权的战斗已经搭上大约30条人命了。有些团伙成员被捕,但头目“维博斯”和哈度耶夫逍遥法外。

围绕汽车制造中心—-陶里亚蒂市也有些有意思的事件,那里曾坐落着俄罗斯及国际巨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Борис Березовский)的帝国。Б.别列佐夫斯基借助于与Б.叶利钦“家族”密切的关系,而在政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占据着俄罗斯国家机密的中心 —- 安全委员会秘书的职位,却从没停止过按照法律与国家公职不能融合的商业活动。于此同时,他还曾是以色列公民。或是联邦反间谍局和对外侦查局都不审查高官,或是履行“主子”的意志,用忽略来解决这个问题,二者必居其一。

当外国和俄罗斯记者先后就此情况开始鼓噪的时候,别列佐夫斯基恬不知耻地对此事实予以否认。“用虔诚的劳动挣不来石头宫殿”。用极短的3—5年的时间,集聚了巨大的资本,用诚实的劳动和缺少相应的组织性是不可能办到的。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陶里亚蒂地域性黑社会在他的帝国的活动。汽车,是高价值并能带来巨大利润的商品,因此黑社会寄生于伏尔加汽车制造厂(VAZ)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匪徒们基本上是从贸易公司那里收取贡金,这好像不直接触及别列佐夫斯基的利益。贸易公司以提高售价来抵偿自己的亏空,也就是说,最终由消费者来为所有这一切埋单。

然而,黑社会扰乱了总厂及其附属工厂的正常活动,并进而压低了别列佐夫斯基的利润。正如伏尔加汽车制造厂总经理卡丹尼科夫(Каданников)所说:“主要是有人为我们担心:匪徒正在潜入工厂。这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既不是在传达室门口,也不是在装运场活动,他们已经潜入到主传送带上来了”(《公共报》Общая газета,1998.1.16—21第二期)。

利用自己的地位,别列佐夫斯基决定解除匪徒对工厂的控制。运用了内务部、联邦安全委员会、海关委员会以及忠实于他的特种部队的联合力量,发起代号为“飓风” 的行动,该行动由内务部负责全面指挥,因为那时内务部的头儿阿纳托利·古里科夫还在掌权,并监管着所有的武力机构。这次行动在媒体上全面闪亮登场,类似:《匪徒工业的汽车巨人》、《汽车城保卫战》、《陶里亚蒂地区反有组织犯罪管理局的最后交锋》以及诸多这样题目的文章鱼贯而出。有些记者很机智地把这次行动称为“古里科夫大会战”。

卡丹尼科夫说,在此前六年,工厂管理部门和该市的行政部门多次提请护法机关,请求帮助工厂摆脱这些活跃在那里的犯罪“弟兄们”。六年间大概发出了约二百封请求函,对应这些函件收到六十封复函。但状况没有改变,而地区反有组织犯罪管理局和警察一个指责对方的疏忽,另一个指责其与匪徒们合作。看来,二者都是事实。

我们不妨再来说说工厂,伏尔加汽车制造厂是有自己的155人的警察分队的,但这个分队显然无法胜任自己的任务,其职能仅局限于保卫工厂领地,和逮几个从工厂往外偷带汽车零件卖的工人。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工厂破例以易货形式开展经营。没有周转资金和给职工发放“活命钱”的能力,工厂就以优惠的价格把汽车卖给职工,认为职工会把汽车转卖掉,回收来的钱可以用来应付日常生活的需要。这时匪徒就利用了这一点,没有这些匪徒的允许,不仅没有一个工人能把车卖掉,不交“贡金”,工人连车都弄不到家。

起初,工厂把产品销售交给个人的公司(猜测,是给黑社会),甚至给他们货车用来转运汽车。从而工厂陷入对转运人的依赖,这些人以怠工装运来要挟工厂。工厂周围滋生了许多团伙,就像狗身上长满了跳蚤。像其他所有地方一样,这里也有车臣的团伙,带头的是沙马德·毕苏尔丹诺夫(Шамад Бисултанов),该人以前是陶里亚蒂市“汽车厂区”内务处刑事侦缉人员。他开了个工厂领导层支持的“伊兰”公司。这家公司同工厂签订了几份正式合同,并在厂里有着强有力的地位。

还有一个业务,可以从工厂榨取许多个十亿卢布。传说,这是别列佐夫斯基自己琢磨出来的。它包含如下环节:工厂出于多种考虑,其中包括政治上的考虑,产品出口对其有利。但“日古力”和“拉达”不符合欧洲标准(它们完全进入不了美国,因为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所以,工厂就以比在俄罗斯更低的价格(几乎是两倍)销售它们。这个狡猾勾当的基础正是建立在这个价差上:大部分的“出口”产品甚至都没运到国境线,就在俄罗斯卖掉了。一部分没卖到国外的车,又返回家里来,就在这里卖掉了。所以这项业务叫做“再出口”(或“转出口”)。每年在再出口上工厂要损失1亿6千万美元,这些钱就进了黑社会的无底洞。

后来,黑社会渗入工厂并开始指导生产。受“商业”利益的支配,管理层允许给“这些公司”发放一年有效的通行证,开始时是五张。官方价格是每张500万卢布。1997年以前,在工厂里已经有二百三十个“公司老板”了。给他们划出了各自的货场,便于让他们停放“自己的”车。团伙都为这项工作选派了熟悉工艺程序的专家,而这些专家也积极地参与到生产当中。他们“抹掉”了电脑中的数据,弄乱了核算资料,其结果是许多车未经统计,就不知道流失到哪里去了,准确地说,实际上是流向了黑社会。

给一些人发放了“免验”出门证,凭这张出门证,持有人(在“飓风”行动期间共收回60多张这种通行证)可以从工厂运走配件、设备和其他物资而不必接受查验。

卡丹尼科夫在接受《公共报》的采访中,竭力低估黑社会造成的损失,否认领导层与匪徒们的联系。“这也就是我们,领导阶层,能有专业的武装警卫(!),但你不能给每一个工厂职工都配安保人员。就别说工人了,连中层领导都没有任何保护,没法避免这些光头丑八怪的伤害,起码也是害怕和他们来往”。线年,在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就有200人被害。其中有《AvtoVAZ》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陶里亚蒂工艺装备厂总经理奥列格·舍甫措夫(Олег Шевцов),商务副经理B.希什科夫(В.Шишков),就别提工人了。实际上,别看大概每个季度都对车间的旁杂人员进行一次清理,并从他们那里收缴了通行证,可警方把这些通行证交给签发处,而这个部门又把通行证还给了原持有人。更何况,拿到通行证那是煞有介事地付了款的。

在“飓风”行动期间,领导层的有些成员显然对进行的清理有对抗举动,因为他们和这些“公司”有过交道,这些公司或是他们自己组建的,里面有他们的亲戚在打工,或简单地说,这些公司就是他们的滚滚财源……

“警方的工作人员在货场发现了500台锁住的汽车。钥匙和卡都已经分掉并藏匿了起来。只好砸开门锁,安新的。(《绝密》1998年第二期)。围绕着“飓风”行动出现很多议论。我认为,这是由企业主引发的,其目的是为了稍微“管住”这些匪徒, A.古里科夫部长签署了计划,总理B.切尔诺梅尔金批复。该行动怎么收场的?其结果是什么?雷声大,雨点小。我们让卡丹尼科夫说说:“在有些莫斯科的报纸上报道,好像根据警方”飓风“行动的结果在工厂提起了100起刑事案件,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而且连沾边儿的都没有”。

完全清楚为什么了。匪徒们猖獗地侵吞财产,超出了允许的“标准”。但谁都不想砸了当地政府、工厂领导层和“护法”机构的饭碗。尤其是在回答《公共报》记者的问题:“况且护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说,他们自己在你们那里通过匪徒的生意捞好处?”的时候,卡丹尼科夫回答:“那是他们说的。但我手中没有铁证,我不想评论这段话。警方内部有自己的勾心斗角”。

这段历史事件反映出,这一次与以前的“同犯罪与贪腐作斗争”如出一辙。只有护法机关的联合力量,和按照有政府支持的寡头、这位克里姆林宫“家族”成员的倡议,才得以“管住”汽车巨人背后的黑社会。就这样,也只是暂时的。在更小的工厂,这样的结局是不可想象的。黑社会既与当地权力机关勾结,又与强力机构关联,让工厂的领导层屈从于他们是必然的结果。

再让我们来关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这个地区的面积相当于几个欧洲国家的总和,并拥有无可估量的宝藏。该地区大部分土地被泰加原始森林覆盖,那里有俗语说:“泰加是法律,熊是检察官”。据说,一望无垠并罕被利用的广阔土地上,有着神秘的贵金属、宝石的矿坑,那里,在铁蒺藜网后面劳作的是从盲流和其他人群中挑选出来的奴隶,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手持冲锋枪的刑事犯和狗的看管下劳动。微不足道的人物在原始森林中很容易掩埋,埋了就永远都找不到了。往那里挑人也是选那些人没会找的。莽林以莽林的规律生存着。

在这个封闭的边疆,在小城那扎洛沃(Назарово),1960年,一个生来就会成为这个广袤边疆的“教父”的男孩降生了。他叫阿纳托利·贝可夫(Анатолий Быков)。他毕业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师范学院体育教育系,是名拳击手。因为没有前科也就不能成为“合法盗贼”。在学校干了两年体育干事后。刑事犯罪大革命在他面前开启了广阔前景。

他成了边疆区杜马议员,俄罗斯拳击联合会副主席,俄罗斯信贷银行(банк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кредит)副董事长,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铝厂(КрАЗ)董事局主席,一系列公司的老板,还拥有奉献了许多颂扬自己这位老板的节目的TVK电视公司(Телекомпания ТВК)。自然,当地,以及甚至是全国性纸媒都给予这类规模的活动家以大量的关注。1997年11月,《消息报》刊发了A.塔拉索夫(А.Тарасов)关于贝可夫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可以做成一本相当有分量和有意思的书。

当然,同我们这个“民主”世界中,这样一位“阴暗”与“光明”领域的活动家为敌,作者应该保持谨慎,该人物既在刑事犯罪世界,又在护法机关有着同等的靠山,此外,他还有着议员不受侵犯的权利,真是足够耀眼。

可以说,A.贝可夫是“新浪潮”黑社会人物中的榜样:他不吸烟,几乎不喝酒,(到今天为止)没“进去过”(蹲劳改营或监狱),没有纹身,并深为财产所累,不遵守盗贼规矩,积极与权力机构合作,甚至自己都进入了权力阶层(边疆区立法会议员)等等。同时,他还以令人有强烈印象的规模从事着组织犯罪的活动。

这是边疆区内务局局长Б.别特鲁宁(Б.Петрунин)将军一份命令的片段:“根据现有的行动计划资料,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以头目贝可夫А.П.带领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持续活动,其他5个有抗法倾向的团伙也加入其中。该团伙犯罪勾当的主要形式有:被雇佣杀人以及在‘审理’过程中杀人,暴力敛财犯罪,敲诈勒索,有价证券诈骗,‘控制’集中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俄罗斯大型有色金属生产加工企业,在其他远近国家建立犯罪联络……”。像您看到的那样,真是“花样繁多”。

他总是被片刻不离其左右的保镖包围着。“我在本市、地区和俄罗斯不受许多人欢迎”,他如此介绍自己。确实是这样,因为,为了把大卫·鲁宾(Дэвид Рубин)的以色列-英国团伙从乔尔内(Черный)兄弟控制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铝厂(КРАЗ)挤走,曾发生了血战。战斗同时还是为了争夺石油贸易,尤其是为争夺加油站。为此,保护小乌路伊村附近那所加油站的警察中士C.图林诺克(С.Туринок)被枪杀,加油站也被焚毁。

显然,这么一通紧张的“工作”之后,需要“文明地休息一下”。在那扎洛沃市郊外,丘雷姆河(р. Чулым)岸上,高高的栅栏后面矗立着四层楼的宅邸。外围,四周都是警犬和岗楼。在庄园领地内有大功率变电所,卫星天线,篮球场和直升飞机停降场(贝可夫总是乘直升机飞到那扎洛沃),马厩里是阿拉伯赛马,孔雀……

哨兵昼夜看护着庄园,在门岗记录每一个靠近的人。A.塔拉索夫有机会翻阅这本登记簿,他引用了其中一系列记录,可称为文学中的精粹。所有的“秘密”和客人都以编号加密。这是一个记录的例子:“23:00三号曾预警,因为岸边停靠了小船并有巴克斯犬启动……拘押并轻殴了一个男人,经检查辨认最后一次释放……给予警告:下一次他将体验到有岗哨所有成员参加的与其的愉悦……”

当A.列别捷夫成为边疆区州长后,A.贝可夫平静的生活就结束了,因为一山容不下二虎。但他们之间的斗争并非源于刑事犯罪的原因,而是出于对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铝厂的所有权的争夺。在一系列以稍作折中处理作为结局的激烈冲突之后,1999年4月,贝可夫最终被捕。然后又被释放,因为没能得以审判他。有意思的是,当时议员、演员、作家、社会活动家等社会精英都站出来成了他的保护墙。正像现在匪徒们常做的那样,贝可夫更看重政界人士和商人,当局势变得紧张并出现焦灼的味道的时候,他就跑到了西方。借助国际刑警组织在匈牙利将其缉捕,并按照俄罗斯检察院的逮捕令移交给俄罗斯,不顾边疆区杜马的抗议,将其严密羁押。检察院将案件移交法院。虽然边疆区杜马(贝可夫是其成员)拒绝移交。在俄国,舆论界经常是黑社会一手喂大的,贝可夫一案虽有舆论界的抗议,但团伙头目还是落入司法机关,这在目前还是唯一案例。

然后在对待贝可夫的关系上:“护法”机关对非常可疑的蓄意谋害(该案是他们自己准备的)那个外号叫“巴沙·彩色音乐”的“企业家”的这桩案件视若无睹,甚至还佯装了他的死亡。无论如何,别看有舆论界和政界人士的抗议,又得以将贝可夫关押。但就在这时,列别捷夫将军遇难,很快法院就释放了贝可夫,而他也积极地加入到边疆区新州长选举中,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一位著名的政界人士的竞选班子里。然而,在争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铝厂的斗争中,贝可夫几乎被劫掠一空,他在边疆区的影响力也衰微了。

在争夺这个富饶边疆的斗争中,强大的镍氏族(泰伊梅尔 – 贺洛勃宁Тайимыр -Хлопонин)和铝氏族(杰里巴斯加和阿布拉莫维奇Дерипаска и Абрамович)猛然纠结到了一起。抉择胜出的是贺洛勃宁。当时铝氏族决定蛮干并得以废除选举结果。

A.古洛夫所还写到,盗贼的贼规要求“吸引新成员加入自己队伍,所以他们积极地在年轻人中,尤其是在未成年人中展开活动。照团伙成员自己的话说,诱骗入伙的这个系统,还是足够有效率的。盗贼的浪漫情调、美丽的生活、掌握金钱以及暴力偶像都诱惑着这些新人们。培养他们习惯于伏特加、毒品,让他们和盗贼的荒淫,有时殴打并恫吓他们,逼迫他们顶替其他盗贼们犯的罪。最后这个招数几乎是拖年轻人下水的最基本的方法”。

在刑事犯罪大革命之后,儿童犯罪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本质性的变化。从一方面来看,劳动家庭的生存条件剧烈恶化,甚至于经常发生父母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剩下孩子成为孤儿,或者因为无力抚养而直接将孩子杀害的事件。妇女和年轻人中失业率上升。按照联合国的资料显示,在前苏联境内,1991年之后,关闭了32000所学龄前机构。关闭了少年宫以及所附属的各种小组和运动部。培训越来越多地是付费的,就像课本那样。孩子们因为没有鞋子和服装不再上学。不完整家庭数量的增多,其后果是无人照管儿童的数量增长,这样的家庭叫做“无父家庭”。

流浪儿的数量几乎赶上国内战争时期了。这些社会经济条件导致的后果,是显著地提升了儿童犯罪率。虽然数字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因为同不喜欢登记成人犯罪相比,警方更不喜欢登记儿童犯罪,但这些数字仍然足够说明问题:1993—1998年,犯罪世界一共增加了百万以上的案件!在1998年登记了上百万儿童违法案件,他们中的30万名儿童年龄不足14岁。1990年,在狱中有311500人是年龄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而1997年就达到553300人了。教养院有2万未成年罪犯服满刑期(《现代俄罗斯》Сов.Россия,1999.4.15)

从另一方面来讲,黑社会能得到表现“行善”的机会。向成长中的一代提供帮助,能在居民中提升自己的声望。他们“赞助”儿童机构,帮助学校,组织孩子们夏天渡假。

在远东,那片辽阔的土地的主人是“合法盗贼”“吉姆”,他下面还有七个“合法盗贼”控制着弗拉迪沃斯托克、南萨哈林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在阿穆尔河上在航路上有一个马来金(Малайкин)岛,但它周围的人们都只知道它是“吉姆岛”。吉姆(瓦辛Васин)在岛上经营着一个“改革”时期破产了的前旅游基地“森里故事”,这个基地带运动场、游泳池、两层小楼。那里人们悠着二头肌,由在这行有经验的师傅指导着学习白刃战。地区反有组织犯罪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确认,有了权力机关的默许,几乎是合法地培训着黑社会未来的战士。训练营未经登记,没有卫生保健机关以及卫生检疫局的许可。借一些父母控告自己孩子失踪之机,快速反应综合队队员穿着迷彩装,扣着面罩端着冲锋枪,以丑态百出的姿态突袭了这个训练营。在突袭期间,训练营中有49个人。总“培训师”—B.达维坚科(В.Давыденко)两次因非法被判刑,数罪并罚判了七年。剩下的伙计们都在18到22岁之间,还有几个女孩子。地方媒体以及《怜悯》社会公益组织(吉姆还是……协会的“顾问”!)掀起了世界性的舆论,训练营因此被解散。电视播放了训练营中令人感动的生活画面。有趣的是,吉姆还给两个没有前科的学生举行了“合法盗贼”的“加冕仪式”,这行为本身就是对盗贼规矩的严重破坏。

地区反有组织犯罪管理局和快速反应综合队解散了黑社会的教学机构这一点做得对。但,他们又能给孩子们和年轻人提供些什么作为替换呢?

黑社会并非是完整的铁板一块的组织,而是一个集合体,各团伙的大杂烩,他们之间进行着毫不留情与永无休止的血战,运用侦查、停战、联合、争夺地盘等手段,其影响范围与国家类似。一些团伙强大起来并拥有国际性的实力,如宋采夫斯卡娅团伙;另一些由衰败,终至在国家强力机关和其他黑社会的打击下走向灭亡。

在中小城市(通常小于区域中心,但也有例外),一些个别的黑社会头目也能得以压制住与其对抗的黑社会,并取得垄断性的权力,这主要还得借助于警察机关的协助。他们屈从于当地政权,或者与政权建立这样一种友好互惠的联系,以至于黑社会头目成为这座城市实质上的主人。这种现象是如此普遍,甚至产生了专门说明这种现象的术语。这些人被称为“黑市长”,或者“青蓝市长”,后者源于覆盖他们身体的青蓝色纹身(那时俄罗斯还没发展到彩色纹身)。他们通常躲在暗处,且鲜有关于他们的报道,不论是不求荣耀的黑市长,还是政权机关,都不需要公开的宣传报道。仅在非常知名的女作家A.玛里宁娜(А.Маринина)的二、三部小说里出现过这样的人物:莫斯科郊外小城的主人。因为在前几部侦探题材作品的写作过程中,她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工作过,所以这个人物,连同她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看起来非常写实。

他有强大的,甚至于波及到其他国家的势力。不仅莫斯科刑事侦查局,而且连内务部都对他非常熟悉,但他们不触动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不得不向其求助,因为在一件事情中她帮过他的大忙。A.玛里宁娜是满怀同情地描写这个货色的。以她的观点,他是有益的,因为他整顿城市秩序。市内犯罪率下降,因为流窜的匪徒从该市旁边绕着走,而他的黑社会在市里做“买卖”,也就是说,从企业主那里收贡金。市里面没有强盗、抢劫、入室盗窃和案件。付给黑社会间接税的市民(因为贡金是生意人付给黑社会的,从而提高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没注意到这个税种,就像国家收取间接税一样。但既然是保证了城市的秩序,他们就有理由满意了。权力机关和警方也就没什么头疼事,因为同犯罪作斗争,也仅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展开(醉酒滋事、家庭暴力、小偷小摸)。

在这个层面,有一个现实中的人物—根纳·郭尼亚辛(根沙,Гена Коняхин, Геша),他的活动就很有意思,他起初是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基市(г.Ленинск-Кузнецкий)“青蓝”市长,随后成了正式的市长。他的历史在《消息报》(1997.9.17~19)上И.克洛利柯夫(И.Корольков)以《“公牛”的时代》为题作了详尽的报道。别的报纸也对其作了诸多报道。尤其有意思的是根沙的发财史。这段历史像镜子一样也映射了别列佐夫斯基、斯莫林斯基、霍多尔阔夫斯基以及其他“寡头们”的财富史,只是根沙没达到他们那个高度。

郭尼亚辛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基出生并长大,书读到十年级,是拳击运动健将,这对于起步初期的商业活动和讹诈来说很有裨益。也是在这时他第一次被判刑:他抢劫了两个复员回家的士兵。战利品很寒酸:口香糖、皮鞋、牛仔裤。我们高度人道的法庭给他判了个有期徒刑。1985年又因偷盗汽车获刑三年,但缓期执行。然后他又伙同与他十分般配的夫人以及一伙“马仔”,那伙人恰好是六个(“马仔”,或译作“混混儿”、“小厮”、“小爪牙”…,俄语中写作“шестерка”,直译为六个。—译注)“逮”着个“倒霉蛋儿”,给他手里塞了“一捆假钞”(“一捆假钞”俄文写作“кукла”,直译为“娃娃”、“木偶”,在黑话中也指一种骗术,在一叠钱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各放一张面值相同的纸币,中间为假钞。—译注)代替7500卢布。为这个功绩他又得了一年半刑期,但因为诉讼前他已经在隔离侦查所蹲了这么些日子了,所以就直接解除羁押释放了。

他的商业活动开始于获得了五所豪宅和与市长阿斯塔菲耶夫(Астафьев)的友谊。他们的妻子也处得不错。这样,两个黑社会必备的成分就配合到一起了:强匪加上国家权力。

根沙倒腾在罗斯最走俏的商品—-伏特加。而且,别看有禁令,他都是在21点以后卖酒。他办了个“伊尔根”公司(名字来自他老婆和自己的名字伊琳娜和根沙)。这个城市杀人案件的数量在州里名列榜首,而就在警方警告在该市夜晚不允许贩卖伏特加之后,内务局局长请求市长撤销郭尼亚辛的伏特加销售许可证,而市长则给郭尼亚辛颁发了……昼夜销售许可。您猜猜,为什么?

根纳请求划地建小型商店。阿斯塔菲耶夫批复—-允许。根纳请求免除他的建新商贸点儿的一次性费用。金额还不小:9百万卢布,且在该市的预算内……阿斯塔菲耶夫—-“以例外形式准许”。根纳请求免除“伊琳娜”商店和封闭市场(都是郭尼亚辛的产业)的土地税,这笔钱也是进入城市预算的。阿斯塔菲耶夫 —- 准许。您猜猜,为什么?您设想一下,类似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对那些寡头们在全俄规模上的准许将是何等状况!

最大手笔(这当然是指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基这种规模的城市)是购买日常用品之家商店。估价是16亿1千7百万卢布。按照法律要求,应该举行拍卖会,然而拍卖会未经公告就秘密地举行了。结果是根纳用2千7百万卢布获得面积3366平方米的大楼。也就是说,不到价值的2%!在这么一座小城市里,偷偷地搞这种动作是不可能的。这可不是在莫斯科,那里整个国家都神不知鬼不觉地给卖光了。当时提起刑事诉讼了。公平啊。还单独起诉了保护人—-阿斯塔菲耶夫。

我顺便向读者提个问题:丘拜斯先生以名义价值的3.6%(通常,名义价值都是被严重压低的)卖掉了500家大型国有企业。这个数字和郭尼亚辛买的采购不可同日而语。但为什么丘拜斯就没有被刑事起诉?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

附带说句,郭尼亚辛也不是用干净的双手办妥这些非法勾当的,他不仅借助了友好的权力机关,也不仅仅是用自己的双手。郭尼亚辛有许多命案(没证实的)。所以,当税务警察局局长克柳耶夫(Клюев)在市政府试图拿到被郭尼亚辛私有化了的市场的文件时,他就被杀手抵近射击,杀手当然是没找到。

有一次根纳向自己的朋友列别吉柯夫和涅克拉索夫兜售自己的汽车,给他钱,他要拿去干个什么大买卖,事成之后钱会成百倍地收回来(就像丘拜斯承诺俄罗斯人的那样:每张私有化债券值两台“伏尔加”轿车)。那两位朋友就这么干了,但钱是没得着。于是他们把郭尼亚辛骗到城外,给他脖子上套上绳套,威胁要把他吊死。朋友的威胁看上去蛮真实的,所以他就答应还钱。也还了,但此后,那俩人就被杀了。莫名其妙地被害。尤其是安德烈·列别吉柯夫是被按照美国暴徒的方式,用水泥浇铸在水泥管子并抛进河里的。

按照法律规定,郭尼亚辛买市场时应该解释自己资金的来源。他就拿出了一份和某个车臣公民签订的,价格为60万卢布的租赁合同。没法验证这个合同的真实性。当要询问这个公民的时候,那人被害了。

众所周知,黑社会人不满足同政权机关的联盟的事也不罕见,而他们自己也是奔着掌握权力去的。黑社会进入政权,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被选为议员,他们就有了官方地位和不受侵犯的权利。此外,身处权力之中,他们再也不会被要求将猎物“撕出”一部分给权力机关。

不太清楚,如果不是自己被竞争对手射杀,那么用冲锋枪射死两个人的国家杜马议员、伏特加酒厂厂主斯科罗奇金一案将怎样收场。他的战友们没急着剥夺他作为议员的不受侵犯的权利。

郭尼亚辛在州立法会选举上作为候选人参选。但没入选。1997年的市长选举前,他做了精心准备。他不仅承诺喂饱市民,而且还在播种期前,答应集体农庄和其他农业企业,保证他们的燃油和润滑油的供应,并拨出40万卢布贷款给奶制品厂收购鲜奶用。而奶制品厂将给托儿所、幼儿园、儿童医院和学校提供奶制品。得知在奶制品厂还有34吨黄油库存后,根沙的爪牙们逼着奶制品厂厂长以13卢布一公斤的价格把黄油卖给郭尼亚辛的子公司《谢里万诺夫 &Co》,致使奶制品厂亏损。然后通过郭尼亚辛的商业网点,在当时市场价每公斤21.4卢布的情况下,把这些黄油以15卢布一公斤卖给居民。选民们自然是瞬间就欢天喜地抢购一空。

即便是如此亲民的举措,也绝对没使郭尼亚辛蒙受损失,而是急剧提升了他的知名度。1997年春天,他进入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基市市长班子。当开始要把他撤职并提起诉讼的时候,城市居民都走出来发起保护他的集会。当然,集会的倡议来自“公牛”郭尼亚辛,但还是有不少市民完全是真诚地参与集会的。

由州检察院来调查郭尼亚辛的问题,因为市检察院无力与郭尼亚辛抗衡。法律就是法律,而郭尼亚辛的意志强于法律。提起刑事诉讼的这段历史本身就异常有趣。此事是由他的竞争对手—-外号叫“日德”的另一帮犯罪团伙的头子办到的。他的绰号和民族没啥关系,这不过是他的姓—-日杰列夫(Жиделев)的简化。

一盘记录了的被郭尼亚辛雇来杀人的杀手尼古拉·施马科夫(Николай Шмаков)的录像落到“日德”手里。当他得知根纳打算把他“除掉”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个他讲话的录像:“如果您看到了这段录像,那说明我已经死掉了”。他是在1995年消失的。日杰列夫复制了录像带,并把这些带子转交给各个组织,其中包括州内务局上校格利高里耶夫(Григорьев),但郭尼亚辛在州的层面和州内务局都有强有力的支持。尤其是,联邦安全委员会前军官,该州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古捷什金(Кудешкин)支持着他。所以录像带没有外泄。而转机仅仅是在上面我提到的《消息报》上刊载了那一系列И.克罗里科夫(И.Корольков)的文章之后。

这就是一个从小抢、小骗,成为黑帮头子,继而是“青蓝市长”、城市背后的实际主人,然后正式成为市长的刑事犯的发达史。始于讹诈和摆摊子卖伏特加酒,借助民主权力,成了许多公司、商业网点和那个正式挂着令其骄傲的名称—-《郭尼亚辛市场》字样的中心封闭市场的主人,。他的财富粗略算来有30亿卢布。在该市民主差额市长选举上,他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获得选民2万9千张选票。他的前保护人,前市长阿斯塔菲耶夫获得6千张选票。

虽说存在这种情况,但大部分黑社会“教父”还是愿意作为“黑市长”而存在。这样更稳妥。当然,这就要与权力机构分食,但不必与权力机关作战。

在哈巴罗夫斯克,有着全俄罗斯知名度、“米哈夏”和“小日本”规模的活动者,是某个“卷毛狗”(波达捷夫Податев)。他为什么有这么个绰号,我还真不知道,因为他并没有一头卷曲而浓密蓬松的头发,相反,我在电视上看到,他是个秃子。他这么说自己:“我的不幸,同时也是我的长处在于,在获得自由以前,我35年生命中的18年是在极端的条件下度过的:在监狱里,在劳改营和转羁押当中。”您,读者朋友,不为自己没有这个长处而感到遗憾吗?

他因盗窃、抢劫和蹲过牢。成了哈巴罗夫斯克的“青蓝市长”。从讹诈起家,现在有一家叫《自由》(?)的保安公司、两家赌场和其他企业。1994年6月12日,他作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在克里姆林宫亲临出席Б.Н.叶利钦的接见仪式!以同样的角色,他去了日内瓦和联合国,还有美国,在那里,他顺便看望了朋友—-“小日本”。他还是《自由》工会(真是非常地自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哥萨克没一点关系,却获得了上校军衔,并且在俄罗斯哥萨克军中成为最高阿塔曼(俄国自由哥萨克首领—译注)的副首领。

俄罗斯电视台拍摄并放映了颂扬他的影片。片名很有特色:《哈巴罗夫斯克一切平安》。我说过,虽然权力机关拒绝放映C.格瓦鲁欣的三集影片《刑事犯罪大革命》,但这部有关波达捷夫的影片却在电影院和电视上广为播映。随后又将片子压缩为一集播放了一次。在片中这样谈到“卷毛狗”,他……协助巩固了哈巴罗夫斯克的法律秩序。

报刊报道:“‘卷毛狗’那里有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检察院、边疆区政府的一些厅局机关的国家公职人员和外交部的代表伺候着”。

C.格瓦鲁欣和“卷毛狗”有过访谈,并在我们提到过的书中写道:“在哈巴罗夫斯克,对卷毛狗·瓦洛佳有各种称呼。叫他城市教父、哈巴罗夫斯克黑社会头儿,还有哈巴罗夫斯克非官方市长。最后那个,比其他的都更正确。

我来原援引一段《公共报》(1998年)上Л.沙洛夫(Л.Шаров)真实无误地记录这个情况的札记。札记有个副题:《给犯罪以安宁》。依照作者的观点,犯罪,是“国家生存的条件”。我们提示一下,是黑社会化的国家的生存条件。于是:“通过成千上万的公司取得合法化以后,‘弟兄们’创造就业岗位。这些岗位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游离于国家司法管辖范围之外。另外,‘弟兄们’还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在莫斯科这种大型城市,这还不是那么显眼,虽说在莫斯科,甚至有一家依靠一个刑事犯罪团伙发放的资助生存着的剧院。在俄罗斯中型城市中,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是把当地的教父认为是真正的政权的。从根本上说,这绝对不是愚蠢的抱怨。‘大锅’的资金不仅用在刑事犯罪和商业需要上。还建设并维持体育配套设施、儿童院和敬老院、医院、戒毒所、举办城市节日、筑路。城市的管理,还有警察(!)都是靠这些钱维持着。甚至连警察的交通工具、燃油、着装都是由匪徒们提供着。那么,您想一想,基于什么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基的居民站出来保护自己刑事犯罪化的市长?”作者得出结论:国家政权正发生着向刑事犯罪化的转变。形成了国家与黑社会、官员与匪徒共生的局面。

认为“黑市长”有益的观点在俄罗斯被普遍接受。这个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之上,就是在他们统辖下,社会有了秩序。并且这个观点被许多服务于黑社会的知识分子广为传播。C.格瓦鲁欣问过卷毛狗,他是否打算在议员选举中推荐自己的候选人?“不”, –他回答得很坚决。

而且他确实不会。他安插的人会进入议会。谁都有可能是这个人:或是现今的市委员会议员,或是剧院的活动者。但不论这个人是谁,他都将坚定地执行卷毛狗的路线“。

与黑社会同流合污的政治家们对权力不会让步。由“黑”转“白”的正式市长毕竟还是特例。不幸在于,每一个方面都为了自己利益,劫掠人民,使他们遭受双重的剥削和双重压榨。因此,在物品市场里,警察和黑社会都为自己的利益收取着“贡品”。

地域性黑社会从事所有形式的犯罪活动:生产“燎过的”(即造假的)伏特加、毒品、组织卖淫(剥削)、狂赌、敲诈勒索、盗窃、杀人、抢劫等等。而目前已经是合法的经营形式了:银行、赌场、贸易。但也有以某种形式而专业化的黑社会。这可以解释为:他们有自己的专业实力,需要在许多地域来经营,现在甚至可以说,在以国际性的规模来经营。

首先,这是针对于贩毒集团。除了可以在俄罗斯生产的合成毒品,、罂粟、古柯豆都生长在别的国家。所以贩毒集团应该组织毒品的进口与销售。

最大众化的毒品是叶(印度素、),罂粟杆儿来自中亚和阿富汗。从那里,以及从中国、越南运来生料。

《共青团真理报》的编辑兼记者A.巴兰诺夫(А.Баранов)去了几次与阿富汗交界的边境,证实边防人员知道,什么时候有运输毒品的交通工具过来,运多少,甚至知道车牌号,但不允许他们拦截。他们只能凭领导的特别许可才能截获毒品。

吸毒,在俄罗斯从来就没普及过也没引起过特别的不安。它从未正式存在过。比如说,在儿童中确实未曾有过吸毒现象。如果说1965年在苏联领土上登记了1万名瘾君子,那么由于戈尔巴乔夫的禁酒法,在儿童中吸毒,尤其是毒物瘾急剧上升,这些孩子为了“晕乎乎、轻飘飘”和“快感”而服用丙酮、“瞬间”胶水,以及类似:麻黄素、安眠药的各种药片(黑话叫“轮子”),因为它们价格便宜。1997年初,在俄罗斯已经记录了8万8千名毒品依赖型和5万3千非毒品依赖型瘾君子。但专家们估计,线倍。在学校,据社会调查显示,44%的男孩和25%的女孩尝试过毒品。同时,吸毒现象增长十年间,政府裁撤了三分之一的戒毒所,而且在剩余的这些戒毒所中,每三人有两张床铺,每四个人仅有一名医生。卫生部多次向政府报告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但毫无结果。毒品赚来的钱,黑社会通过自己的银行和赌场漂洗,然后投到合法的企业中再转移到境外。

俄罗斯贩毒集团向中国出口毒品,而在中国,同毒品的斗争是毫不留情的。俄罗斯被用来充当携毒者。目前中国宣判了滨海边区的叶莲娜·吉姆琴科死刑。另一人正在等待判决。

《新报》(2002年10月第77期)刊载了一篇标题为《毒品生意:是国家最大的垄断吗?》的文章。其中说到,国家实际上参与了毒品的扩散。空军负责运输。(美国)联邦调查局转交给俄罗斯政府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50名为毒品生意疏通游说的高官及议员的名字。但一切照旧。监狱里小毒贩人满为患(这些人中间还有没有参与毒品生意的人,警方因某些原因想要把他们投入监狱,并用了尽人皆知的手段:暗中给这些人放了毒品袋儿),但没判过一个大毒枭!这是国家与黑社会结合的又一例证。

酒类能带来巨大利益。美国就是在开始“禁酒法令”期间,出现了那些从事私酒,即违禁私自生产、出口、销售酒类的黑社会的,他们尤其是通过地下饭店干这类勾当。这一切都在被收买的权力机关知晓和保护之下进行的,这些机关也得到了自己的那一份。黑社会之间为争夺销售市场进行着血战。当然,权力机关与私酒贩子们的周旋,正如我们现在的情况那样,基本上是做样子的。这为黑社会带来了巨额收入,但对酒精饮料的消费并没减少。举个那时期的美国笑话:

戈尔巴乔夫的禁酒法令给苏联经济第一重打击。大家都知道,沙俄时期的财政被称作是“醉酒”预算,因为当时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来自于国家对伏特加专卖的收益来充实(国库的)。虽然当时是用粮食来生产伏特加,但酒的生产成本也便宜得以戈比计。现在利用对木材的水解作用,使酒精的生产成本更加低廉。酒精给予苏联全国财政收入预算的三分之一份额,以及成为现金的主要来源。限制酒精类饮品的销售和提高它们的售价,导致吸毒、毒物瘾以及犯罪现象的巨幅增长。

国家撤销对酒类的专卖权为黑社会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收入。著名《水晶》葡萄酒厂厂长说得非常公道:黑社会比政府聪明。但这还不是十分准确,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政府关心着贩酒黑社会的利益。

在取消酒类专卖之后,政府又两次宣布引入对酒类的垄断。可是如果酒精的生产和含酒精类饮品的贩卖都属于私人经营的话,谈何垄断?最终,垄断只不过是对酒精生产的监管。所谓的监管,也只是在生产的某些环节上安排“独立”监管岗位和监督测量仪器。这招儿有多愚蠢,是可以展示给大家看的。首先,根本没有用钱将其变不成非独立的独立监管员。其次,没有那种民间高手“调校”不了的监测仪器。而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限制,都是加在合法生产之上的,降低它的收入水平,自然,这里是指国家的收入,而提高伏特加黑社会的收入水平。

比方说,宣布禁止在小商亭销售烈性酒精饮品,同时只允许在带售货厅的商店里卖这类商品之后,小商亭的业主就开始给亭子旁边加盖个售货厅,并且把商亭和“售货厅”置于一个屋檐下。

所有这些措施都导致非法伏特加的产量和销量的大幅上升,包括假酒,其结果是大量群众中毒事件的发生,带来的是死亡和身体致残(失明)。这类事件数以万计,虽说销售假酒可以以故意谋杀定罪,但我从没听说有过此类诉讼。因此,可以明显看出,国家政策是倾向于伏特加黑社会的利益的。

这尤其体现于发生在格鲁吉亚-俄罗斯边境上的事件中。那里,在上拉尔斯的边防哨上,边防军拦截从格鲁吉亚过来的酒精运输车。事件差点没发展成武装冲突。质量低劣的酒精一部分由格鲁吉亚自己生产,一部分从土耳其买来。罐车能装几吨的酒精。把酒精倒腾到北奥塞梯(阿拉尼亚),那里生产供应俄罗斯的伏特加,这是当地的经济基础,格鲁吉亚人可谋取到巨大进项。如果他没能把酒精运输车开到俄罗斯一方,这对他来说就变成了灾难,因此,他们为此是不顾一切的。而上拉尔斯的边境哨所,他们绕不过去的。

边防军首长尼古拉耶夫(Николаев)将军给边防军下达了严厉指令,不能放过酒精运输车。冲突升级到需要在国际关系的最高层面去解决。谢瓦尔德纳泽亲自出马。国家海关委员会、联邦边防军的代表和来自第比利斯的同行们在弗拉季高加索会晤。俄方不得不让步。贩酒黑社会这次赢了。坚决主张边防军不会退让一寸俄罗斯国土的尼古拉耶夫将军被解职。边防哨所撤回至俄罗斯境内几公里远的深处,这样(酒贩)就可以绕过边防哨所了。酒精洪流再次奔涌向俄罗斯。这就是贩酒黑社会的实力。

海关署署长(现在已经是前署长了)德拉甘诺夫(Драганов)说:“黑社会不会就这么放弃带来超级利润的酒类走私活动,他们会寻找新的渠道和方法把这些迷魂汤运到俄罗斯”。酒精或者成品伏特加还由乌克兰经无人把守的与白俄罗斯交界的边境线运到俄罗斯,此外,从拉脱维亚、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都有私酒过来,就更别提从欧洲进口的葡萄酒、酒精和伏特加了。

1997年,税警突袭了在《巡航舰》造船厂厂区内的伏特加地下加工点(莫斯科州,拉敏斯基区)。那里每昼夜能生产了2万5千瓶伏特加!有30个摩尔达维亚来的奴隶在那里劳作,由茹科夫斯基市的机场用军用飞机从北奥塞梯运来劣质酒精,在没有任何卫生条件下,用这些劣质酒精生产伏特加。有意思的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上,提供了与真品没有分别的各种防伪标签。这证明,所有的防伪标签只能用来提高售价,鲜能增加国家收入,完全不能提高伏特加的品质,就更别说降低黑社会的收入了。灌醉俄罗斯的居民。这是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方法之一。民族的基因库在恶化。爱国主义还是巨额利润,这对贩酒黑社会不是个问题。我们看到,政权站在他们一边。

黑金或黑血—-石油也带来巨额利润。自然,黑社会也侵入这个领域。而且这个黑社会已经不在“合法盗贼”的水平上了。石油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所有能源资源的基础。美国居民数量占地球总数的2%,但这个国家消耗着40%的能源资源。所以,在开采和销售石油这个领域,发生着数不胜数的纯粹经济性质的犯罪,以及无法侦破的谋杀案件。

这里说的可不是加油站,虽然那里黑社会之间也进行着血战。但这可以说,仅仅是当地和地域性黑社会的活动。这里混杂着石油、石油产品以及天然气的开采与出口。九十年代初将石油工业放松到个人手里,国家逐渐完全对这个领域失去控制。仅在1996年,在残酷的流血争夺中就有22人丧命,而且正如我们这里通常的那样,谋杀案无法侦破。可想而知,在低层次的水平上,谋杀案件要多得多,但这里说的是“老总”级别的,针对联合体总经理们的谋杀。而且,这还没计算入以失败告终的袭击。当然,这里的“失败”是相对于杀手而言。

有相当数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绕过监管流向西方。1996年“石油运输公司”(Транснефть)借口石油供应超量从“下瓦尔托夫斯基石油天然气公司”(Нижневартовскнефтегаза)没收了15—20万吨石油。200万吨石油不知流失到哪里。递到总检察院的材料也没了下文。

В.别雷赫(В.Белых)在《消息报》(1997.1.4)讲了两种(实际更多)不支付任何海关费用,而将石油运到境外的方法。

第一种情况是,原油发往白俄罗斯(其中包括莫济里石油加工厂)进行委托加工(委托国外加工再运成品回国内)或者作为“老客户的原料”运到乌克兰。在这种情况下,不必付费用,但加工好的产品(汽油,润滑油)应该返回来。然而它们并不返回。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些产品被转往加里宁格勒州的并不存在的公司的地址,并最终出现在西方国家。

另一种情形是,石油产品在加工好之后直接销售给西方,作样子返回俄罗斯的罐车中装满沙子。这样,黑社会还能从每吨原油中获取50美元的额外收入。

类似的一幕在铝工业中上演。只是那里的过程是反向的。铝业巨头(就是A.贝可夫提到的以色列兄弟乔尔内赫)收到从西方运来“老客户的原料”来加工成成品铝,再销到西方,不支付关税还能得到巨额利润。也是外委加工。当然,围绕铝的生产也进行的流血的斗争,双方都因此有人员的牺牲。

2002年8月2日,《莫斯科共青团报》(因花样滑冰的国际丑闻)出版,头条即是《噢,体育,你,就是刑事犯罪的!世界……》形成于苏联时期政党-官僚环境中的黑社会之一,正是体育黑社会。当时政府对体育是舍得花钱的。集团采购来运动服和运动鞋,给裁判和代表们采购了我们从没见过的高质量的便装和鞋。给运动员发放助学金(也就是工资)、分房子和汽车。这一切都取决于组织了黑社会的那些体育官员。他们偷光并转卖了外国进口的服装,和诸如羽毛球拍和球的运动器材。这都是有很大利润的。这些也佐证了我对黑社会的定义。当时在体育黑社会中还没有职业刑事犯,虽然如此,它还是具备了黑社会的所有特征。

犯罪活动有下列方式:侵吞金钱和财物、投机、组织假比赛、贿赂等等。能否去国外比赛,取决于体育机关的公务员,他们就像典型的黑社会人和敲诈勒索的盗匪那样,从运动员那里收取贡金。对获得的外汇奖金也要收贡金。只给未成年的小体操运动员留出她们付出了巨大劳动获得的奖金的2%(!)。著名的体操选手,世界冠军奥莉嘉·哥尔布特(Ольга Корбут)现在定居美国,在亚特兰大开了家最大的体操中心。她说:“在美国谁都不会向我要‘保护费’。在俄罗斯凭这么个计划都能把我杀了”。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体育黑社会还没忙于搞暗杀,这至少是个常规。他们手上掌握有足够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可以取消任何一个运动员的资格、“使绊子”(比如,揭发服用)、撤掉教练、开除出运动队、将人“限制离境”等等。考虑到获胜的整体性,如果出色的运动员敢于说出被认为是反苏的言论,或者敢于站出来反对体育界的舞弊和欺压贿赂,他们就不派这些运动员参加国际性的比赛。

但是“体育明星”可以放任自己干任何犯罪勾当且不受惩罚。通过苏共中央,领导会向相应的机关施加压力。

在国家总体生活水品较低的情况下,这些能“出境”的运动员,从国外带回便宜的日用品,通过倒卖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物质上的境况。但他们的资金也极为有限,因为体育部门的领导们已经把资金的主要部分搜刮走了,所以,可以对奥运会冠军、在伦敦的一家百货商店盗窃女帽的妮娜·巴拿玛廖娃(Нина Пономарева)报以同情。对这位知名女性来说,诱惑太大,而钱又太少了。

一篇有关体育黑社会的文章的作者M.贝可夫证实,“新俄罗斯人”钟情于粗大的金链子这个时尚出现于八十年代体育官僚中间。那时,80年奥运会之后,从《诺沃格尔斯克》运动基地运走了所有进口运动器材,最终不翼而飞了。希姆基检察院做了刑事立案,但该案最终还是被踩了刹车。

在被称作“经济改革”的那段时期,当大家都搞不到钱的时候,局势产生了剧烈变化。这首先反应在那些不能再拿到钱的运动员们身上,这些钱,以前让他们不必工作,只进行训练和比赛都可以正常生活。那些力量型项目的运动员:拳击手、摔跤运动员、桑勃式摔跤运动员、柔道运动员首先为自己找到了生计。匪徒们的敲诈勒索活动需要他们。整个体育界,甚至包括冰球和足球都开始下滑,开始关闭体育俱乐部和机构,缩减了比赛的数量,尤其是与跨城市相关的比赛。这些运动员既没受过教育又没有了工作,这时又失去了经常训练的可能。黑社会开始在这些人中间招募“打手”,这些打手中有些人在黑社会中也“谋得了高升”,在自己的黑社会的官级当中被提升至最高等级,就像在黑社会争斗中光荣牺牲的欧塔立·克万特利什维里(Отари Квантришвили)那样。这期间,2002年一举成世界之名的,外号叫“小台湾”的足球运动员托赫塔洪诺夫(Тохтахунов)仕途得意。我将在最后一章来详细地说说他。

还没来得及平息小台湾的丑事,在日本的世锦赛期间红得发紫的俄罗斯足球新星,18岁的森切夫(Сычев)就爆发了又一丑闻。本应有他作为“斯巴达克”队成员出场的球赛开始前2小时,他宣布自己退出运动队,这可把教练罗曼采夫(Романцев)急出了心肌梗塞。然后这位新星出现在了医院,从哪里又消失无踪。由此又开始了关于俄罗斯体育的肮脏和阴谋诡计的讨论。原来,森切夫转会的价格有好几百万美元,而且其中的一半是由“操办”这事的巴多尔斯克(巴多尔斯克,是莫斯科州的一城市)黑社会结算的。

依照影子经济的发展程度,出现了新的机会。体育在某些领域成了广告的天地,黑社会就为拉赞助而利用它。体育还可以洗脏钱。通过事先商量好结果来赌赛马,又给黑社会提供了在体育中挣大钱的机会。

我们有个惯例,领袖人物的嗜好会成为朝臣们的爱好。赫鲁晓夫喜欢射击和打猎。勃烈日涅夫继承了这个爱好(他死后,留下了100多管枪,当然是收藏级别的,且当然不是买的)。在生日那天赠送给领袖收藏级别的武器价值几万美金:这算贿赂?亦或,这不过是爱与敬的证明?

鲍里斯·叶利钦曾经喜欢民主的排球,但官升三级后,嗜好改成贵族的网球了。他的私人教练塔尔比谢夫(Тарпищев)与刑事犯罪和寡头圈子都有联系(在《公共报》1998年第二期上刊载有塔尔比谢夫、匪徒“小台湾”和寡头米哈伊尔·乔尔内的照片),塔尔比谢夫成了“克里姆林宫”杯和“大帽子”杯的组织者,克里姆林宫的朝臣们参与进来,玩玩乐乐之中就办妥了自己的事。而举办这些赛事的经费,都是由在俄罗斯积攒了自己百万财富的以色列百万富翁提供的。通过塔尔比谢夫,米哈伊尔· 乔尔内踩出了通往克里姆林宫走廊的小道儿,他花费在克里姆林宫老花花公子们消遣上的金钱(“大帽子”杯循环赛是在索契进行的),扩大了上千倍后,又转回到他那里。

塔尔比谢夫主持着体育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可以凭借免税进口伏特加和香烟而获取巨额利润,他的“保护伞”不多也不少:叶利钦总统的卫士长—-戈尔让柯夫(Коржаков)。

1999年4月,“别列佐夫斯基的人”、和无所不能的塔尔比谢夫发生过冲突的体育联合会副会长菲奥多罗夫(Федоров)突然死于心脏衰竭(?)。此前,曾有人袭击他,但当时杀手的手枪卡壳了。杀手于是捅了他数刀,但菲奥多罗夫在国外治疗后活了下来。菲奥多罗夫证实,戈尔让柯夫勒索了他4000万美元。是否如此,很难说。自然,戈尔让柯夫是坚决否认的。

在改革后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基金会”:文化基金会、儿童基金会、阿富汗人基金会、残疾人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应该对那些没有资金的相应组织提供帮助。当初设想资金将来自各种措施,诸如慈善音乐会、“赞助”、民间捐款。因为从这些来源的募集的资金明显不够,所以又允许他们从事企业经营活动,尤其是进出口业务。进出口业务需要支付关税和各种税费。但这些基金会的领导通过媒体,或者就用眼泪向权力机关证明,向不幸的残疾人盘剥税赋、关税和收取各种费用是昧良心的。信函是令人信服的,基金会也被免除了税赋。大钱出现了,而哪里有大钱,那里就会有黑社会。甚至东正教教堂牧首所管辖的教区都没能摆脱倒卖伏特加和香烟的诱惑,这是纸媒报道出来的。自然,仿佛是为了孩子们、残疾人等而创建的基金会,最终孩子和残疾人只能拾人牙慧,就这,也不过是为了做做样子。还用提体育基金会吗?

为争夺这块肥肉,开始了老的政党体育黑社会和新浪潮体育黑社会间毫不妥协的血战,匪徒占有优势。而且,自然不是为了保障贫困的运动员了。以列夫·杨申(Лев Яшин)命名的运动员社会保障基金会创建人兼主席是欧塔立·克万特利什维里,别看他有无数的保镖,但还是在克拉斯诺普雷斯涅的浴馆出口被人用狙击枪击毙。“我记得很清楚,案件发生那天,在瓦连金·塞齐(Валентин Сыч)的那些拥趸者们的营地中,是如何欢天喜地。这些人还打算扳倒冰球联合会会长弗拉基米尔·彼得洛夫(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M.别洛夫在《消息报》上写道。但没高兴多久,还快,瓦连金·塞齐也被杀掉了。

别洛夫的文章中还附了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维塔利·斯米尔诺夫(Виталий Смирнов)的照片,此人宣称,因为害怕,他睡觉时,旁边总是放一把子弹上了膛的武器。我在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脑海中出现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他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议上作为受贿收到的那件武器?况且,B.斯米尔诺夫还是政党-官僚体育机构残余中的恐龙,而新体育黑社会所引领的斗争正是反对这个机构的。

M.别洛夫报道了很多体育-匪徒生活中的具体事实。比如说,1995年1月,НХЛ冰球手奥列格·特维尔多夫斯基(Олег Твердовский)的母亲被绑架。绑匪要求他交付20万美金的赎金。1996年3月,勒索团伙被抓到。该团伙受特维尔多夫斯基的前教练操纵。作者还报导了其他谋杀案件。他用预测来结束文章:“在体育界的关键位置还没有被新贵们霸占前,杀戮是不会停止的”。

我不赞同这个观点。只要国家的黑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来自体育界的匪徒们就会为了一块肥肉厮杀下去,因为如果一个黑社会人物有比另一名人物更大的一块肥肉,那么这另外一个就会想要把它据为己有。

《足球黑社会》,是《绝密报》(1998年第二期)上的一篇匿名文章。需要说明,体育黑社会很多,他们生存在能带来大钱的大众化的体育项目里。关键是大钱。所以,有足球黑社会,有冰球黑社会,但未必有橄榄球黑社会,因为这个项目投入要比收入多。但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因为我不太了解这种运动项目中的状况。可以确定的是,在纯粹俄罗斯运动项目中:如击木游戏、徒步旅行和其他一些项目,是没有黑社会的。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政党官僚给予大众体育项目极大的关注,且很舍得花钱。尤其深受喜爱的运动项目是足球,和占第二位的冰球。每个大企业有“自己的”足球队曾是一种时髦。曾有观点认为,我们没有职业体育。只有“爱好者”的体育。当时,为了在体育中夺取好成绩,必须每天多小时的训练。所以,有钳工,有车工,按照编制表挑上谁算谁,这些人也得到相应的工钱。用收买裁判和“奖励”球员的方式来保证赢得球赛。比方说,乌克兰中央委员会谢尔比茨基(Щербицкий)和总理舍列斯特(Шелест)就亲自奖励了基辅“迪纳摩”队的球赛。在基辅,想赢基辅的“迪纳摩”队的球几乎是不可能的。

匿名作者在《绝密报》上写道:“苏联最大的一家机械制造厂的厂长曾是我们最重要的球迷,他不错过一场球赛。由于他的慷慨,我们一直排名第一。当时,钱是堆积如山。现在,每个球队都没钱了,可那个时候,每轮比赛,我们都能从工厂拿到脱销的‘日古力’车,按市场价卖掉它,这些钱就用来贿买裁判”。

党的老板高拉斯阔夫(Колосков),至今还稳坐足球领导宝座,这本身就证明了该人的机智灵活,1985年改革时期,他发誓要终结暗箱操作的球赛,并严惩收受贿赂的裁判。五年后,他宣称,所有的球赛都由黑社会团伙操纵。而1992年他已经承认自己无力终结这些现象。

像其他体育项目那样,在低层次的联赛中,足球已经衰颓了。甚至没钱去别的城市(比赛)。但在高等级联赛上,足球借助于黑社会而繁荣,这些黑社会,在自己手中掌握了能给他们带来巨大超额利润的赌赛马和广告生意。

对网球不能不说几句。这曾是“贵族”运动项目,只有极少数人能参与并且不能带来收入。多亏这项运动是鲍里斯·叶利钦的爱好,所有高级官员都把玩网球当作自己的应尽义务。因为主教练塔尔比谢夫成了叶利钦的私人教练兼伙伴,并领导着体育基金会,网球就拥有了在我们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对网球的兴趣急剧升高,出现了大额收入,于是,网球进入体育黑社会的利益范围。

还有渔业黑社会,他们从事向国外运送红、黑鱼籽、各种珍稀鱼种和海产品。这行的黑社会也能得到国家机构的协助,理所当然,不是免费的。在滨海边疆区,当我们的捕鱼船队、捕蟹加工船……停在那里无事可做的时候,市政当局却给某家“INTERFLOT”公司颁发了捕捞执照,而这家公司……却没有船队!该公司的法定资本金只有区区100万(旧)卢布,并且公司是由六个(!)自然人创立的。公司把捕蟹执照就那么转手卖给了美国人,很明显,可不是出于好心颁发的捕蟹执照。完全有可能,通过这家公司,大官给自己发了执照。关于滨海边疆区的主人纳兹德拉坚柯(Наздратенко)与犯罪阶层的联系被连篇累牍地报导过,自州长的职位退出后,他便获得了俄罗斯渔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是与渔业黑社会有联系的最好补偿。

在远东,当珍稀鱼种进入产卵期后,也就开始了疯狂滥捕这些鱼种的火热时期。渔业监管人员都是摆样子的。首先,他们人数很少,想阻止非法捕捞人手就不够用;其次,如果他们开始积极行动,干扰黑社会的活动,他们就会。在原始森里什么痕迹都找不到。况且谁都不会去找。捕捞上来并加工过的鱼和鱼籽会从远东运走,还是用军用飞机。

干扰渔业黑社会的活动成本是很高的。我举2002年被活活烧死的边防军将军嘎莫夫(Гамов)作为例证。杜马议员鲍里斯·列兹尼克(Борис Резник)公布了整整一个系列的恐怖文章,一一列举了滨海边疆区渔业黑社会逍遥法外的那些活动。他特别例举了一些数字:就指控非法捕捞鱼、蟹及其他海产品共立刑事案件670起,其中最终诉诸法院并象征性地得到惩办的一共……6起!

渔业黑社会另外的重要活动领域在里海和达吉斯坦。在里海城,民宅爆炸案广为人知,那次有多名边防军及其家庭遇难。像通常那样,罪犯没有找到。众多说法中,一个较为可能的版本是,边防军干扰了渔业黑社会。含混其辞地指称有“车臣人的痕迹”,但这只是掩饰真正的原因。同一年在里海城节日期间的爆炸也是同样的情况。捕鱼曾是沿岸居民的生存手段。无力与非法捕捞抗衡的边防军,转而夺走了普通居民的渔船,剥夺了他们赖以谋生的工具。其结果是,在边防军和当地居民之间产生了真正的、达到了交战程度的敌对。渔业黑社会利用居民(的这种情绪),鼓励这种争斗。

1997年12月,电视工作者们播放了恐怖的画面。在远东,鲑鱼进入产卵期。非法捕捞的人在渔业资源保护机构的掩护下忙碌着。从鲑鱼体内挤出鱼籽,而鱼则被扔掉了。在很多人忍饥挨饿的时候,看着那堆积着昂贵的新鲜鱼的场地,是一种痛。但能触动黑社会的,却只有超额利润。

不能不说一说,一种对我们国家来说新的出口品种,这个业务整个掌握在黑社会的手里:“活商品”贸易。在官方,完全不存在这个出口品种,但实际上,它是消灭种族遗传基质的最卑鄙也是最赚钱的方式之一,因为在选美比赛上,挑选的都是最漂亮、健康的姑娘。这些比赛都是由大财主们安排的,他们这既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也是为了出口。姑娘们被带往国外,许给她们金山、跻身名模和摄影模特排名等等,但到了国外,就没收她们的护照,从而使她们陷于在妓院里成为非法居留的奴婢的境地。

黑社会还在自己手里掌握着古董的走私。首先是偷运东正教圣像出境。依照古洛夫的情报,不仅在欧洲,甚至在非洲都有销售圣像的专门商店。这毫无争议地说明了偷运出境圣像的巨大规模。在海关扣押圣像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先不谈个人需要(在家里有古老的俄罗斯圣像,不但对黑社会人士,同时对不久前还奋不顾身地同宗教作斗争的党的老板们来说都是体面的事),大部分的圣像都被运出国外。居民家中的圣像被收购了,或那些有圣像的家庭、教堂都被偷盗了。

还有其他的古董被运走:俄罗斯和国外艺术家的画作、珐别尔热(又译作费伯奇,即俄罗斯传统彩蛋制品。—译注)制品。古洛夫称,搜寻工作的结果是,只能搜捕到很小的一部分被盗文物。国家安全机关1992年的一次行动中,阻止了114幅十七—-十九世纪的圣像由雅罗斯拉夫尔州运往德国。古洛夫还证实,古董黑社会特别残酷无情,有大量的牺牲者应该记在他们账上,其中包括警方的工作人员。2002年,媒体还大量报导了“小台湾”参与古董业务的情况。

还有住宅黑社会。这通常是不大的团伙,但里面一定会有物业管理人员、户籍管理人员、公证员、警察。找到没有亲属的孤寡老人,和孤寡的酒徒。接下来或是签订赡养协议,向老头子或老太婆许诺,在签订继承房产合同的前提下,负责他们在世时的饮食、照顾以及其他需要,然后安排他们死亡并把房产办理到别人的名下,从而收取大笔金钱。有的时候更粗蛮些:直接把房产所有人杀掉,伪造出文件。还有的时候,是以有利可图的交换为借口,把房产所有人拉出城外,半路上杀掉,用同样方式办理文件。有时把死人的住宅卖给某位女士,办理和死者的订婚手续,文件上倒填过去的日期。

截至1994年7月1日,2万2千卖掉了自己住宅的莫斯科人中,有9262人失踪。被揭露出22个从事欺诈行骗住宅的团伙。记在几个团伙账上的,是每个团伙有6—8条人命(《论据与事实报》1994年第32期)。通常这种案件是不会有结果的。谁都不会去找这些失踪者。即便有谁报告失踪,谁也不会去找。在“护法”机关都有了顺口溜“无尸– 无事”。有的时候,失踪者的尸体会被意外发现。在公路边上,找到了个谢苗诺娃以及她的女儿和9岁的外孙女的尸体,颅骨被打穿。住宅卖出之后就立刻发生了谋杀。1994年8月,内务部新闻发布会上通告:上千失踪者中,有17人的尸体被找到。

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相对较小的专业黑社会。比如 “黄牛”(那些“流动着”倒卖足球赛、大剧院等演出门票的贩子,他们成绩卓著,尤其是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2001年6月25日,《共青团真理报》出版了一期大标题为《克里姆林宫墙下活动着黑社会》的报纸。(如果连克里姆林宫里面都有黑社会在活动,那么这又有什么?)。在这篇报导中附带登载了许多照片,该报的记者写道:“在亚历山大花园(花园位于宫墙坡下)中呆了几个小时,我们的记者证实:在护法机关纵容下,这里四平八稳地活动着有组织犯罪团伙”。(记者)佯装想卖克里姆林宫兵器馆门票(门票在售票窗口基本没有)捞点外快的“愣头青”,但遭到了黑社会的威胁,他们卖票可以获得2000%的收入(价值15卢布的门票,他们卖300卢布,每月挣20 000美元)。他们还写道:“凭我们观察,‘克里姆林宫的黑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联络,还和售票员以及护法机关有联系”。突击检查之后,编辑部找到他们认为应该能阻止这些黑社会活动的机关。他们在警方得到这样有意思的答复:“您得理解:警察每月拿700卢布。那那些贩子每月能有2万美元的收入。他们分给警察们的那点小钱儿,对警察来说可不是可有可无的”。换句话说,警察是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同伙,到处都是这样,但这里有意思的是,克里姆林宫墙之下,可是有着所有强力人物最为严密的监控的。

必须要强调的是,所有黑社会都把资金运出俄罗斯,这和外国黑社会相反。赚得的钱换成外汇,但通常不对俄罗斯的合法企业进行投资(也有些例外,例如赌场、银行)。黑社会通过自己的银行将外汇输送到国外的账户里。

内务部最受喜爱的口号是:“犯罪没有民族性”。这个观点与匪徒们的看法遥相呼应。《论据与事实报》的记者采访过一个合法盗贼“圣者”(没透露姓氏)。这位也说了同样的话:“黑社会中没有民族冲突这样的概念,原因很简单:贼,无论是巴格达的、格鲁吉亚的、俄罗斯的或是车臣的,在哪里都是贼。存在派别的区分,但这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玩的不是民族情感的把戏。

至于说到热点地区的冲突,那是因为冲突对于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们有利,对黑社会体系没有好处。掌握和控制人,总是在极端状态下更容易些。总体来说,所有的民族混合,都是苏共干的,方案是克格勃制定的,克格勃的爪牙是执行者“。

就整体来讲,这说得没错,但还不准确。黑社会在美国最初都是意大利人,尤以西西里人更具优势。但他们并不是特殊的同一个民族的群体。虽说派别以“家族”方式成形,但还是允许别的民族的人进入其内部。只是他需要听命于“家族”,证明自己的忠诚、宣誓、完成某些仪式(比如,亲吻“教父”的戒指或手),此后被接纳者成为“家族”成员。民族歧视倒没有过。

黑社会之间也发生过严重冲突,“梳理”,但这些都与重新划分地盘,和走私(通常指造私酒—译注)、贩毒、组织卖淫(盘剥)、赌博等生意领域的再划分有关。

黑社会在原则上还是讲求民族的同一性的:意大利人、犹太人、爱尔兰人、波多黎各人、中国人。尤其是最后这个民族的团伙更为封闭,从一方面讲,他们因语言和外貌的分别,和欧洲人交流很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讲,黑社会有着家族的、宗派的结构,要在一起庆祝民族节日,以及有统一的民族习俗。其他民族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是外人。没听说过有黑人黑社会。这并不是说黑人不惯于犯罪,更有可能的是恰好相反,但他们总是在自己的区域内或单独、或小团伙地干些强抢、劫掠、杀人的勾当,通常不与政府机关有关联。所以,虽然黑人犯罪团伙也有规模大的和有组织的,但还不能把他们归属到黑社会中。

终究,我们这里是有活动领域特殊,而民族又单一的团伙的。遗憾的是,内务部不承认这一点。根据《共青团真理报》的消息,单在莫斯科就有亚美尼亚、亚述、阿塞拜疆、达吉斯坦、格鲁吉亚和车臣黑社会在活动。阿塞拜疆黑社会包揽了蔬菜和水果生意。如果这里指的是,生长在阿塞拜疆的那些蔬果就好了,但他们买卖的是香蕉、猕猴桃、摩洛哥和以色列橙子。十分明显,他们和国家进口机关“合作”,常常整个包揽俄罗斯市场,并且涉及所有贸易品种。

当您来到俄罗斯最边远的小城,到最小的市场上去看一看的时候,不自觉地会产生一个疑问:在阿塞拜疆还有阿塞拜疆人吗?他们非常严密地保护着自己的垄断地位。当一个俄罗斯农民带着自己的货物来到俄罗斯的市场上,他们会逼迫他把货按照强制性的价格卖给二道贩子(这就是市场上,俄罗斯式的“市场关系”),或者,最轻程度的情况是,他们不允许农民降低价格,而只能按照指定的价格卖货。警察在他们那里有自己的一份,所以向警察去申诉是徒劳无益的。

此外,阿塞拜疆人的专业是贩毒。他们倒卖所有品种的毒品,从植物性的到合成的,其中包括进口货。车臣制毒企业采用自己的原料,但搞不到的材料他们就从阿塞拜疆拿。再把成品提供给阿塞拜疆。利用免费的被俘俄罗斯士兵的“奴隶劳动力”,或者更便宜的当地居民的劳动力来生产毒品。

需要特别说说车臣黑社会。在俄罗斯领土上,直至最北部和最边远地区,几乎没有车臣黑社会不亮相的地方。如果说到车臣黑社会的专业,则他们也像一般的黑社会那样,是包罗万象多才多艺的。他们也出现在有大钱可赚,大利可图的地方,但终究他们最专长的还是绑架。至于说到车臣当地,则劫持人质已经成了当地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在媒体上出现的关于绑架的报导涉及的都是“大”人物被劫持了,像军官、有时还有士兵,但成百上千的普通人群,像孩子、妇女、老人被绑架,是从来不报导的。

那里到处是石油,手工作坊的方式采油,再手工作坊式地加工成汽油。如今,估计那里有几百家手工小厂在开工干着。车臣政府装模作样地和他们周旋着。电视里播放着如何清理和消灭这些小工厂以及从输油管里抽油的地方,但印刷媒体则报道,运油的罐车川流不息地开过拦截岗哨向西挺进。所有其他的国民经济都被破坏殆尽。所以绑人在车臣是很平常的事,而且不光黑社会在干,普通百姓也在干。

不久前,在格罗兹尼,我的一位熟人的两个叔叔(可怜的亚美尼亚人)大白天的被直接从大巴上拽下来给劫持了。后来弄明白,绑错了(原本打算绑架富人的)。弄清楚后,其中的一个立刻被放了,而另一个,因为“活儿”已经干了,就被要求拿出20 000美元来。他当然没有这么大一笔钱,但在东边,亲戚之间的联系通常都很牢固而紧密,绑匪算计的是他们之间的互相帮助。被绑者建议把自己的房子给他们,但绑匪们拒绝了:在格罗兹尼,荒弃的房子有的是,而且房子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绑架的技巧制订得非常详尽。所以我不相信,为了解救“大”人物,内务部采用了什么秘密的“特别行动”,并且相信,他们不过是被赎买回来的。至于如何采取行动的,他们以秘密为由不予公开。谁的秘密?劫匪可是知道怎么释放的那个弗帕索夫(Впасов)的。也就是说,只是让我们蒙在鼓里,为的是不让我们知道赎买的事实。给“大”人物一般还要配上两、三个士兵和军官,这是战无不胜的俄罗斯军队在英明的总指挥领导下留在那里的,据说,在车臣这么留下来的士兵已经有整整一个团了。如果公布出来,“大”人物是国家赎买回来的,那么这些士兵的母亲也会要求把自己的儿子赎回来。这就是政权机关捏造出来的秘密“特别行动”。

我援引《说法》报(1999年6月第21期):“上周二解救出两位被车臣人俘获的东正教神职人员,特工机关领导人大声宣称:这还远不是反有组织犯罪管理局和联邦安全委员会的‘行动效果’的结局。其实,神父不过是用了百万美金赎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正像斯捷帕申将军以“一个军官的名义”保证的那样,施必恭将军确实会被解救。但钱没搞到,“斯捷帕申的军官的名义”分文不值,结果是施必恭被害。

某位明显未经赎买,而被内务部通过成功的“行动”解救出来的卢保格拉佐夫事件颇为典型。但,在电视中露面的时候,他说,他当时被关押在地下室,那里还羁押着七个人,可这些人却留在那里了。“行动人”解救了一些人,又留下了另一些人做人质,这算什么行动?

车臣黑帮在莫斯科绑架了一位商人,把他劫持到雅罗斯拉夫尔州。该人确实被特别行动解救。团伙的头目常年住在莫斯科。这回有人可以跟我说了,看见没?这就是解救行动在进行!是啊,在行动。但这是在俄罗斯,可不是在车臣!照敖德萨的说法,这区别,大了去了。

在同“圣者”的谈话中,记者问,哪个队伍在“梳理”中最难抵抗?“圣者”回答:“所有的。总的来讲,大家都承认,车臣人最强硬。这些伙计用自己的钱、自己的实力、自己的残酷性迫使你相信,要把他们当回事并尊敬他们的实力”。在回答车臣人什么样的品质值得效仿这个问题时,“圣者”指出是相互的忠诚。这使他们强有力。只要“刮碰”了一个,所有人都会站出来。我们斯拉夫民族像散沙一样的民族个性使我们较弱。征服和统治的本领是门艺术,也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在车臣,生了男孩子,从幼年开始,就教育他怎么成长为一个男人。而男人,首先是猎获者、斗士。年幼的敬重长者,这带来力量和自信。顺便说句,这次谈线年,也就是说,是在车臣战争之前。有意思的是,这个刑事犯说:“我们最终要决断出,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到底是什么人:是奴隶还是主人”。非常震撼!我想,已经不再需要决断。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清楚,黑社会人是我们国家的主人,而劳动者是奴隶。说实在的,喂饱穿暖了奴隶们。甚至连工资和退休金都不给我们。

对于中亚的黑社会,其专业定位于毒品、种植和罂粟,用它们加工出叶(素、膏)和。他们还直接卖罂粟秆。以前在俄罗斯种植是为了用它加工成缆绳。而现如今,更是像野草一样疯长,消灭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对待种罂粟那样,已经全面禁止专门耕种。现在,用在糖果制品上的罂粟只能依赖进口。

从事毒品的还有茨冈(即吉普赛人)黑社会。茨冈人还保留着自己的世袭结构和自己的习俗。他们实际上是游离于俄罗斯法律之外的。只是现在已经看不到彪悍的烈马以及大篷车了。现在茨冈人的首领(“巴罗”)的坐骑是“奔驰”,谁要是简朴些和穷一些就坐“日古力”。

格鲁吉亚黑社会专心于强盗、入室以及其他抢劫行为。抢劫伴着暴力和凶杀。所以在黑社会内部,相互之间用黑社会的黑话把他们称作“野兽”。这既不是评价也不是侮辱,而仅仅是个称谓。比如,如果一个匪徒对另一个说:“野兽来过了。三个人”。这是指,来过三个格鲁吉亚人。

已经提到过“公路工” —- 专职在公路上抢劫货车的匪徒。公路被严格划分。而且,特别是莫斯科-阿尔汉格尔斯克公路是指定由格鲁吉亚黑社会负责的。

现在我们应该转向一个很微妙的题目:“白色”金融黑社会。其微妙在于,话题要谈到犹太人,那么就有可能指责我是反犹太主义者。我是坚决否认这一点的,而且我会说,这本书自身是本科学著述。我不能掩盖或者混淆事实,而事实就是,金融黑社会大部分隶属于犹太人。

在最短的时间内,甚至是在破纪录的期限内,国家的资本就转到了金融黑社会的手中,其中多半是犹太黑社会。1996年1月3日,任命银行家别列佐夫斯基为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一职前26天,在以色列电视台曾组织过俄罗斯银行四巨头的座谈:别列佐夫斯基、哈伊特(Хаит)、马尔金(Малкин)和古辛斯基(Гусинский)。他们谈了犹太人在俄罗斯生意中的角色和为自己的利益在议会院外的游说活动……该座谈被公布在当年12月7日的《苏维埃俄罗斯》(СоветскойРоссии)报上。

当然,需要考虑到,他们在以色列演讲时,并没有料到座谈的内容会落入俄罗斯纸媒手中,所以他们说了很多“多余”的话。还要顾及到,会有小地方人爱吹嘘的成分。但整体来讲,犹太金融黑社会在俄罗斯的角色被他们展现得足够属实。

别列佐夫斯基开的头儿:“在俄罗斯有这么个观点,存在着专门维护犹太人利益的犹太复国主义黑社会,当然,为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由俄罗斯人埋单。当然,如今在俄罗斯不存在犹太人的院外活动集团。而从另外方面讲,他们说得绝对正确,今天许多做生意的人是犹太人,取得了成就的也是犹太人”。别列佐夫斯基在偷换概念:犹太金融黑社会没有维护犹太人的,即民族的整体利益。

银行家马尔金指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他们只考虑自己的生意,他们没想自己是犹太人。但之所以这么称呼他们,那是因为俄罗斯资本中的60%属于犹太人的生意,所以把他们叫做犹太金融院外集团”。

犹太人中,绝大多数是普通人:教师、医生、工程师、学者、音乐家,他们和金融黑社会没有任何关系。所有不留恋俄罗斯的犹太人都移民到了以色列、美国和德国。留下来的犹太人,如果不追根溯源,而按实际情况来讲,已经是俄罗斯人了。现如今在俄罗斯,谁手里有钱,经济大权就在谁手中,进而也就得到政权。确实,生活中,这种数学般精确的路径并不是那么简单地在起着作用,但也能大致勾勒出金融黑社会的实力。尤其像我下面描述的,按媒体的消息,是阿布拉莫维奇组建了斯捷帕申政府,而阿布拉莫维奇那时没有担任国家机构的任何职务。他成了议会议员,然后是楚克奇的州长,但这也是后来的事了。

别列佐夫斯基说:“是啊,俄罗斯现在确实已经刑事犯罪化了。这是一系列情势使然,但也有主要因素。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所有权再分配就是这个主要因素。1991年,国家所有制几乎占据90%的份额。如今,幅员广阔的、富饶的国家的75%,75%的财富!已经不属于国家所有了”。需要补充,“私有化”是在罕见的条件下进行的。500家大型企业按照其名义价值(也就是说压低的价格)的3.6%被卖掉!

然后,在马尔金说了几句两年谁都没缴税的话后,别列佐夫斯基接着说:“在俄罗斯腐败的程度与社会变革的程度相符,社会有变革,腐败也既不多也不少。我不认为,以色列官员有把亿万财富重新分配的可能性。没有这么大一笔财富,这笔财富的非从属性不属于任何人,因为这笔财富谁的都不是,没属于过任何人。官员怎么可能大笔一挥就决定了属于你还是不属于你。我们不讨论私有化的机制是好还是坏。我的观点是,没法再好了”。

我们提个问题:对谁好?我们还是讨论一下私有化的机制吧。因为在这个机制当中,就有对别列佐夫斯基神话般的财富和整个国家不可思议的贫困的最好注解。

请看:财富,谁的都不是。官员的意志(比如说丘拜斯)“官员大笔一挥就决定了属于你还是不属于你”!我们倒要问一问,那官员要依据什么?谁的眼睛更漂亮?这就是所谓的腐败。下一个问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哪里来的这些神话般的财富?

这些财富不是谁的(是国家所有)。叶利钦-丘拜斯-盖达尔的“民主”之国安排好了这些财富。由他们来决定。谁更亲近,就让谁叼一口。就算是数学物理博士,难道真的会只用二、三年的时间就集聚了比印度大富翁还多的财富?

对以色列来说,在这开诚布公的座谈中应占可资借鉴的一席之地的是下一环节。要是和俄罗斯人座谈,他们说的会完全是另外一样。我指的是资本与政权。我们还是从别列佐夫斯基开始。他说:“毫无疑问,资本对政治的影响在增强。现如今的政权有别于1991年选出来的政权的地方在于,它对于生意有着深深的道义上的责任”。別列佐夫斯基过去曾证实,是他把叶利钦推上政权宝座的。如果相信《绝密》报(2001年第七期)的话,那么下一届总统选举,他计划用沙曼诺夫(Шаманов)将军来替换普京中校。在和《明天》报(第四十七期)编辑的座谈中,别列佐夫斯基证实,连普京都是他推上台的,但这是他的一个错误。

他们发财致富的节奏强烈地刺激了欧洲人。那么,仅2002年阿布拉莫维奇的资本就翻了一倍(从15亿欧元增加到30亿欧元)。

但我还要再重复一遍,俄罗斯的大部分犹太人是普通的劳动人民,像所有俄国人一样经受着贫穷的折磨。如果我说,“青蓝市长”中的匪徒大部分是俄罗斯族人的话,这不能成为责备我仇俄的借口。我不过是在陈述事实。如果在俄国的黑社会中大部分是俄罗斯族人,这也并不意味俄罗斯族人是天生的匪徒。

那么,让我们对这次关于“白色”金融黑社会的开诚布公的座谈上所说的内容做个总结吧。首先,这个黑社会拥有超过国家实力的力量。他们拥有的资本比国家拥有的还要多。其次,这个黑社会支持着叶利钦的国家。再次,叶利钦的国家在他们面前有着道义上和物质上的责任。所以,金融黑社会对采取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其中包括对官员问题的决策。

我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说出来的并不是我自己的观点。这是俄罗斯的大银行家们的话,虽说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

古辛斯基先生说:“福特曾说过:‘凡是对福特好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所有对生意好的,就对犹太人有利。可以说,对联合进出口银行银行、(印科姆银行,即商业投资银行—译注)银行、桥银行集团好的,就对俄罗斯有利的……”

这是谎言!如果这要是真理,俄罗斯也会像别列佐夫斯基以及金融黑社会之流一样,以神话般的速度富裕起来的。而且隶属于别列佐夫斯基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的汽车质量也会与“福特”相当。福特建立了汽车工业:这是美国繁盛的基础。福特建立了流水线,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这适用于“通用汽车”,适用于将美国建成为有着极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超级强国的所有美国资本。

可别列佐夫斯基建成了什么?古辛斯基建成了什么?尤其是,别列佐夫斯基在自己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都做了什么?建立了能促进同“奔驰”和“奥迪”竞争的模式了?自己坐的是装甲“奔驰”,可不是坐自己的“日古力”!而把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弄成了土匪窝,混战与杀戮。工厂用一半的制造能力维持着生产,造出来的汽车绝对够不上欧洲标准。因为不符合美国安全标准,“日古力”不被允许进入美国。虽然在欧洲卖得比在俄罗斯便宜两倍,但几乎没人买它。但是,别列佐夫斯基建了个(金融)金字塔,劫掠了成千上万的人。据说(申捷洛维奇2002.9.28在TVS电视台说的)沃罗申(Волошин)总裁班底的头头帮他建了这个金字塔。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他才逃脱了对其犯罪的惩处。

在这里说所有黑社会彻底毁了俄罗斯也绝无不妥。没有一种黑社会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益处。请注意!所有的黑社会都把自己积累的财富转移到了国外!我们的钱用在了那里。有消息说,在瑞士的二十家银行里都有别列佐夫斯基先生的账户。但他立刻否认了这条消息。他还坚决否认,在他任职于俄罗斯安全委员会时是以色列公民,只是在记者把他逼到墙角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放弃了以色列国籍的消息。

在俄罗斯还出现了外国的黑社会,首先是中国黑社会,然后是越南的,还有人常常说起非洲黑社会。据专家评估,单是在莫斯科地区就生活着25万中国人。其中许多人是非法居留。对俄语几乎一窍不通,生活上的诸多困难(一定要办理居住手续,因而同警方关系复杂,还有住所等等方面的困难)状况之下,他们需要依靠群体的支持。甚至曾有过按美国方式在莫斯科建“唐人街”的讨论,但就此还没能同莫斯科政府达成一致。

写作刑事犯罪题材的著名女记者拉里萨·基斯林斯卡娅(Лариса Кислинская)在《绝密》报(2001年第七期)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莫斯科的中国黑社会》。根据她的情报,在莫斯科有4个中国黑社会团伙:北帮、南帮、和福建帮。他们之间的关系绝非晴空万里,而时常是明争暗斗,就如俄罗斯人之间一样,

“他们非法生意的主要领域是敲诈勒索、为取得赎金而绑架人质、强抢、组织地下赌博和组织窝点卖淫和吸毒。组织中国人通过俄罗斯和乌克兰向欧美国家非法移民带来的收入,占他们犯罪收入的绝大部分。专家估计为这种非法迁徙每个人要收取5万美金”。

中国黑社会“在内务部、联邦安全局、联邦税务警察局等政权机关内有广泛的人脉。通过非法途径攫取的犯罪收入经常是通过中餐馆(在莫斯科大约有七十家)漂洗,这些中餐馆一般是隶属于中国旅馆的。

因为生活在莫斯科的大部分中国人是靠贸易为生,所以存在着专门为中国人准备的一整套娱乐行当:地下妓院(我已经说过,别看有刑事责任作为威胁的禁令,俄罗斯的妓院是完全公开“营业”的),地下非法赌博(赌马),毒窝。按规矩,这里是中国为他们服务。

“根据俄罗斯反有组织犯罪中央管理局的数据,中国人挣到的外汇都以现金方式通过莫斯科-北京航班或者通过俄罗斯商业银行,以及中国银行‘俄罗斯’(“ELUOSI”)股份制商业银行转移走……而根据反有组织犯罪地区管理局的资料,只在一个切尔基佐夫斯基市场,中国人通过贸易挣得的纯利每月就可达到1500万美元”。

自然,中国人的贸易也是政权机关以及那叫做“护法”机关的好饭碗。“如果一件事散发着铜臭味,而控制大部分市场的车臣有组织犯罪团伙却袖手旁观,那可就是件稀奇的事了。当然,来自这个市场中国人的‘贡金’进入车臣用于恐怖组织成员的需要,并不像来自中央陆军体育俱乐部市场的贡金那样耸人听闻。要知道,照特工的情报,当车臣团伙控制那个市场的时候,车臣有组织犯罪团伙成员成卡车地把钱运往车臣。这样就造成,俄罗斯国防部为消灭自己的士兵(给他们)拨款”。

我不怀疑,拉里萨·基斯林斯卡娅有关车臣从俄罗斯一方得到现金的情报(我想,像有些人极力暗示我们的那样,要比从本·拉登或者沙特阿拉伯那里得到得还多)是完全真实可靠的,但我觉得,“耸人听闻”这个词在这里却未必合适。悲剧性的是,就此,我还将在下一章详述,俄罗斯政权还向车臣方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用于进行这场肮脏的、无休止的战争所必需的物资。

我估计,中国黑社会在俄罗斯境内的其他城市中也同样存在,比如,在布拉格维申斯克和他其集中了大量与俄罗斯进行贸易的中国人的地方。

截至2000年,在莫斯科有登记的越南人大约11 000人,然而,按照特工机关的观点,非法居留着5—6万人。在莫斯科现在有六个大型越南市场,和几个附属于其他市场的“分部”经营着。是否形成了特殊的越南黑社会,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但至少所有的莫斯科市场都“罩着”,也就是说,实际上警察和当地黑社会都在进行着劫掠。

如果相信Б.叶利钦的话,那么就未曾有过任何战争。发生第一次车臣战争的这两年,皆是轰炸、杀戮无辜平民、破坏城市和乡村,官方上不承认战争的存在。叶利钦曾说过:“在车臣没有军事行动,因为武装力量不参与解决冲突,内务部不过(?)是收缴武器”。他这可不是在别的地方说的,而是在和“比尔朋友”的新闻发布会上讲的。在美国,仅凭这段声明,就可以把比尔从总统的宝座上推将下去。可在我们这儿,怎么着都行。

这是我们最高总指挥的典型的谎言和虚伪。军队参与了战争,曾存在过国防部与内务部的联合兵团,空军对俄罗斯领土进行了密集的地毯式轰炸。却说“没有过战争”。使用了火箭和重炮。却“没有过战争”。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士兵阵亡,杀害了20万车臣的和平居民,其中包括俄罗斯族人。但“没有过战争”……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有多少士兵在这场战争中牺牲。这不仅是因为真正的数字是秘密。还因为,实际上,谁都不知道真实的数字。总参谋部行动总指挥部只是在战争开始一个月以后,才着手对伤亡的数据进行收集和分类。伤亡是按照这样的一条链来清点的:分队– 部队 — 师 — 联合部署司令部– 军区 – 总参谋部,在每一个环节,数字都被“修正”。伤亡大,就等于是指挥不力。

“大首长”拿到伤亡的汇总后大喊:“用这张纸揩自己的去吧!这不是个证明,这是对国防部长的出卖!这是给总统埋地雷!”。就这么样,从第一个环节开始,就像国家委员会对挤奶量的汇总一样。所以,真正的数字谁都不知道!

有人认为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大概有10万军人阵亡。超过六个师。第一次战争之后,在靠近罗斯托夫的巴泰斯克的一辆冷冻车厢中,有500具无法辨认的士兵的尸体陈尸约两年之久。没钱去确认他们的身份。但为了甚至连奴颜婢膝的莫斯科牧首管辖教区都不赞同的,对称为“沙皇家族成员”的尸体的辨认,却弄到了钱。战斗结束后,当地居民埋掉了很多人,那是出于卫生防疫的目的,这还不算路旁的那些阵亡将士公墓。

用歼击强击机怎么能“收缴武器”?怎么用火箭炮和坦克的进攻“收缴武器?连克里姆林宫的傀儡,当时车臣的主人扎夫嘎耶夫(Завгаев)都对空中轰炸和平居民表示愤慨。叶利钦下令停止轰炸。但轰炸还是持续着,可空军指挥官杰伊涅金(Дейнекин)将军却宣称,俄罗斯飞机没从机场起飞。一架都没有。那就只能推测是UFO轰炸了车臣的乡村,是外星人介入了战争,并站在“民主”一方对抗车臣“非法匪帮”。如此厚颜,这对大家都显而易见的谎言,对于所有时期的苏联(俄罗斯)政府来数,都是符合其特色的。在卡廷森林射杀了几千名波兰军官,可几十年来却栽赃在了德国人身上。否认有过附属于莫洛托夫-李本特洛普公约的,瓜分欧洲的秘密条约。现在,又矢口否认针对格鲁吉亚的毋庸置疑的轰炸。所以俄罗斯人民不相信政府,甚至在它讲真话的时候也不相信。

叶利钦在关注各共和国时,说出了一句至理名言:“把主权拿去吧,能吞下多少拿多少!”。以杜达耶夫(Дудаев)将军为首的车臣想吞下主权,但却错误地认为,叶利钦自己的那些鼓励吞下主权的话是严肃而真诚的。

起初,叶利钦颁布了在车臣实行紧急状态令,但几天之后,命令不得不撤销。然后又组织了推翻车臣总统杜达耶夫将军的“演说”。在各武装部队中招募了俄罗斯正规军的士兵和军官后,把他们塞进坦克就打发到格罗兹尼。这些官兵被痛击得溃不成军狼狈不堪。必须要说的是,当初他们被招募来当雇佣兵的时候,曾许诺给他们金山银河还有美酒。可俄语中有句俗语,叫做:“急时许愿,过后反悔”,到了给剩下的活着的人兑现承诺的时候,钱却不够了。顿河上的罗斯托夫的南部军区总部里,军官要求偿还欠债的集会绝不鲜见。到目前为止(2001年4月)拖欠军队津贴的债务达到20亿卢布(约合7000万美元)。

确实有过“推翻”杜达耶夫将军的事实,因为在车臣的氏族(基本的)体系基础中形成了黑社会体系,他们基本上围绕着由阿塞拜疆通往欧洲的输油管,和在车臣当地的石油开采而活动。在“推翻”的招牌下,闪现的是格罗兹尼市市长,野战军首长甘达米洛夫(Гантамиров)的身影。为重建格罗兹尼,他拿到一笔巨款。因为他窃取了这笔巨款,以至于后来他在莫斯科被判罪入狱。在解释这笔钱的去处时,他承认,拿了这笔钱,组织了自己的军团用以与杜达耶夫对抗并供养他。他在狱中没蹲多久。很快,克里姆林宫就因第二次车臣战争而急需用他。

国防部长巴维尔·格拉乔夫(Павел Грачев)早在1991年就制定了攻占格罗兹尼的计划,但当时叶利钦没有同意。首先,他不能确信军队和安全部的道德状态;其次,他怕毁坏了自己“民主”的形象。格拉乔夫公开承诺,他已经准备好用两个团、三小时的时间拿下格罗兹尼。

1994年11月25和26日,从俄罗斯各军队雇佣来的,未经任何训练的后生们,被安全机关招募,以他们为基本成员的“推翻”杜达耶夫恐怖组织的行动开始了。(政府)给他们增援了56辆坦克,25架战斗直升机,6架强击机,还有火炮。有意思的同坦克和直升机的“对抗”。而直升机立刻就投入了对格罗兹尼和平居民的狂轰滥炸。

实施“推翻”行动的军队得以占领格罗兹尼内务部和安全机关的大楼,但还没到杜达耶夫的宫殿就因伤亡巨大往回跑了。

1995年1月,正规军集结了军事技术实力正式投入战斗。电视中每天都播放着城乡中被摧毁的民房。有消息说,还使用了用于杀伤特殊有生力量的钢珠弹以及针式弹,虽然我们的记者已经看到这些并拍摄了下来,但战役的指挥部门对此还是给予坚决否认。为摧毁大楼,甚至使用了真空炸弹。在坦克攻击期间,我们坐了坦克兵的坦克里面火着得跟火柴似的。顺便说句,我们坦克的易燃性是广为人知的。国外的电台报导,在美伊争夺科威特战争期间,每燃烧3台美国坦克,就对应着燃烧100台俄罗斯产的伊拉克坦克。

第一次车臣战争的结局众所周知。百万俄罗斯大军遭受了组织很差的、只有10—12岁男孩子参与、数量稀少的抵抗队伍的毁灭性打击。

“肮脏的战争开始了,肮脏地进行了,之后留下的痕迹更是一个比一个肮脏”(Ю.舍高齐辛《新报》1997年第12期)。

此话可信。也说得准确。就这场“肮脏的战争”应该写一本特别的研究报告,还要感谢能完成这本书的人。但这和我这本书的题目有什么关系?这里黑社会和黑社会化的国家又是怎么回事?要说的正是这个。

莫夫拉吉·乌杜戈夫(Мовлади Удугов)在和国家杜马议员Ю. 舍高齐辛的一次访谈中说:“许多人在这场战争中挣了钱,其中包括扎夫嘎耶夫和他的行政部门,俄罗斯军队的高级将领就是那些实施了一般政治掩护的俄罗斯政客。首先就是那位曾任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同时也是扎夫嘎耶夫的保护人的洛波夫(Лобов)……很多人拿到了钱……钱划到这里,在这儿就洗白了”。

另外。我要提示一下,洛波夫这个姓氏,经常在媒体因各种缘故而出现。时而是盖了个价值百万美元的别墅,时而在俄罗斯的土壤推行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但未必是出于对这个新教种的纯粹的好感……您怎么认为,他为扎夫嘎耶夫搞到百万美金,他会拿不到“佣金”吗?

于是,还是那位乌杜戈夫说的,此后,划拨了大笔的款项用于在古杰尔梅斯重建火车站,结果又把它炸毁了。

战争是为克里姆林宫中的官僚黑社会而进行的,这些黑社会在各种批件和许可上赚着钱,在为战争拨款上赚着钱,在车臣“重建”上赚着钱。

战争还是为了石油黑社会而进行的。当黑社会的支出开始超过其收入,这并不是偶然的,在停火的过程中,就有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介入。正是他解救了俘虏,为自己赢得和平调停人的威信。我不怀疑,他不过是把这些俘虏赎了回来,虽然官方是坚决否认这一点的。毫无疑问的是,他还在车臣赎买了总统的代表弗拉索夫(Власов)。大家都知道,内务部将军鲁沙伊洛(Рушайло)是“别列佐夫斯基的人”,别列佐夫斯基还演出了一场通过他进行的“解救行动”的好戏至于怎么解救出的弗拉索夫,却以秘密为借口什么都没通告。虽然那里唯一秘密的,是别列佐夫斯基付出的美金的数额。

为什么B.斯捷帕申总理在“拥有解救重要人质的经验”的鲁沙伊洛将军的帮助下,却在漫长的时间内没能解救出在车臣的自己的代表—-施必恭将军?答案很简单:没钱,而被克里姆林宫提起刑事立案的别列佐夫斯基没给钱……

武装黑社会组织并参与了战争。我在有关车臣问题的一些文章中多次提出一个问题:车臣的队伍从来没急需过武器、弹药和着装,但他们哪里来的武器,又哪里来的军需物资呢?

前不久,普京总统下令“截断向车臣恐怖组织提供武器、弹药的渠道 ”。但他并没有说明,这是怎么样个渠道。可实际上,早 – – 就应该截断它了!要知道,战争都进行了好几年了,任何一个人都很清楚,没有稳定的武器和弹药供应,任何一场战争都会窒息。

2001年9月11日, “基地组织”给普京送了大礼,他可以把车臣战争更名为“反恐行动”,并且把它安置到美国鹰的羽翼之下。虽说,即使是那里也有,但那也是俄罗斯国家的。与此同时,在几百名政治家们在高谈阔论取消死刑的必要性的时候,在车臣却不经审判不计后果地屠戮着人民,如果不把野兽般的折磨算作后果的话。

由国防部留下的(武器弹药)。在车臣战争第二阶段初期,到处都叫嚷说,依照哈萨维尤尔特协议从车臣撤军的时候,我们的军队留在那里大量的这样那样的军需储备。这确实是事实。但大家都默不作声的是,这可是有人因此从车臣人那里拿到了大钱的。还有个更秘密的问题,这些钱去了哪里和给了谁。

1994年以前,几十上百亿用于“反对”(“推翻”)的资金经过了联邦安全委员会之手。经阿甫图尔汉诺夫团伙向车臣运去了19 000门自动武器,这些武器是通过联邦安全委员会提供的。但这点东西在战争条件下也根本不值一提。无论这些储备有多大的数量,在猛烈消耗之下它们很快就会用光。此外,在收缴武器弹药行动中,我们军队在秘密仓库(秘密武器库)中也确实是找到了什么就收缴了什么。所以,现在,这条渠道也可以排除。

国外的提供(了武器弹药)。俄罗斯半官方的宣传是极力想让大家相信,从国外持续而稳定地(向车臣)提供武器,尤其是从美国。有一部分和武器到了车臣,但只是其数量实在微不足道。载着内务部将军的直升机曾经被我们自己国家的“箭”射了下来。原来,要想运送足够进行很多年战争的武器和弹药,就只能通过空运和公路运输。但这两种方式都因显而易见的原因而被排除在外:有空中边境巡查、在山区缺少起落场地;在所有的道路上都有拦截岗哨等等。通过有保卫的边境线再沿着山路、从国外通过山垭口来运送,则只能由搬运工用双肩背囊来实现。但以这个数量级的武器来作战,可以忽略不计。

克里姆林宫在车臣的“总督”卡德罗夫(Кадыров)说,如果哈达卜(Хаттаб)和巴萨耶夫(Басаев)不死,那么战争就不会结束,“对某些将领来说战争持续下去是有利可图的:生意、石油、所有这些……我相信,如果今天权力机构稍微有所作为,那么连一台石油运输车都动不了”。(《新报》2002年第二十期)。卡德罗夫是在暗示在向俄罗斯出口汽油,这也是下面要说到的。

不能不提醒一下这样一个事实况:如果某个国家向车臣提供了武器和弹药,您会相信我们的政府、国防部、外交部、媒体会就此保持死一般的沉默?就是说,这条渠道也可以放到一边了。

俄罗斯的士兵和军官出售的(武器和弹药)。有过这种情况,而且现在还在持续着。正如车臣人的高官乌杜戈夫所说:“从将军到士兵,都卖过。从国外来的武器非常少。而且那又图什么呢?”国家杜马议员谢科齐辛(Щекочихин)引用车臣人的野战军指挥官K.的话说:“实际上,我们同你们的高级军官和将领没有直接的联系。有过中间人。有一次有人通知我,一个上校想卖带‘炮弹’的汽车,带弹药的卡玛兹(КамАЗ)卖五千美金。我觉得这太便宜了。最后弄清楚,原来是要用这笔钱来付信息费的:炮弹, 卡玛兹和带护卫的装甲车的车队在什么时候,几点钟和走哪条路这些信息。一台装甲车最终得以弄走了……”士兵就是这样牺牲了…..就为了五千美金的票子。所以,这条渠道有倒是有,但它对于长期战争还显不足。

尤为震撼的是,谁都不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我多次提起这个问题的努力,或者提醒别人提出这个问题的努力,比如,我提醒了士兵母亲联合会,结局都是无果而终。谁都没有答复过我。因而,不自觉地对这个问题那可怕的秘密产生了怀疑。只能猜测,提供了这些提供武器弹药的,是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而且不可能不知会联邦安全委员会。但这个猜测是在是太可怕了!俄罗斯政府给对手提供武器竟是为了杀害俄罗斯的士兵?2003年1月查明,国防部秘密仓库被“盗走”26 000件武器!是盗走的吗?这么大规模的盗窃是不成立的。在的“武器库”中,最多的是整套的移动式(便携式)地对空导弹系统(毒刺类)。从哪里来的?

还剩一个是财政支持战争的问题。(政府)慢慢地向居民灌输,给车臣人的钱,来自于国家:阿富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来自本·拉登。可能,确实有来自这些源头的资金,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进行战争所需要的那么多。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论据与事实》报(2001年第三十二期)写道:“长时期有人给我们灌输,是由以而知名的第三国,财政支持这些的。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据《论据与事实》报所掌握的情报,是我们,我与您,武装了车臣的,并给他们钱用来开展恐怖活动……。更准确点说:是俄罗斯的化工厂和俄罗斯南方大部分的非职业驾驶员们支持了他们”。

独家报道中说到,在车臣生产的汽油畅通无阻地(甚至车臣官方首脑卡德洛夫都无力阻碍)进入俄罗斯市场,并以比市场价低两倍的价格销售。更有甚者,生产汽油所必需的乙基,大量从俄罗斯运进车臣。挣得的钱进入车臣黑社会的腰包,还有一部分进了口袋。我和克里姆林宫黑社会所了解的事实,早晚也要被俄罗斯全体公民所知晓。在此,我们进入更为重要的环节,它可以揭开车臣战争的所有内情。几年前国家杜马议员巴罗沃伊(Боровой)和著名政治家阿尔卡季·沃尔斯基(Аркадий Вольский)就宣称,征战双方是由一个中心– 克里姆林宫领导的。站在这个立场来看待此事,那么这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中所有的谜团就都迎刃而解了。

1999年8月13日,“参议院”首脑斯特罗耶夫(Строев)在对俄罗斯来说是奇耻大辱的第一次战争结束之后,说了大致如下一段话:我们没有输掉车臣战争。我们被出卖了,牺牲了10万俄罗斯士兵。但斯特罗耶夫没有指出具体的叛徒。他们是谁?

金钱就是黑社会的上帝!以金钱的名义,以暴富的名义,以被转往国外账户数以百亿计的金钱的名义进行着黑社会们的战争,俄罗斯和车臣的人民在流血。第一次战争之后迎来的和平,实际上远不是和平。达吉斯坦所发生的事件以及重新燃起的战火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第一次车臣战争之后,高加索地区就像压力越来越大、爆炸之前的蒸汽锅炉一样汹涌沸腾。

达吉斯坦的情况是这么形成的:200个富有的家族保障着自己的统治地位。政府和武装部门都为其服务。这些统领着国家的黑社会所掌握的自己的经济命脉,由三个支柱支撑着:毒品、石油和白鱼(鱼籽)。政府靠莫斯科来撑腰,而联邦政权本身又倚靠地方政权,他们周围是保镖和亲属。民兵队伍正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举行集会,以及其他“反映人民支持” 的活动。这200个家族拥有该共和国80%的财富。至于其他大多数居民,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大部分是无业游民。

就是在这个土壤上,发展了瓦哈比主义“纯正”教派。在卡拉玛西和恰班玛西这两个村庄,宣布成立了“独立教共和国”。因为知道这会遭遇政权的阻拦,他们就在两年半前开始建立防固区域并储备武器。当然,是轻武器。他们公开表明反对毒贩并捣毁了种植地。黑社会不会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借口反对“瓦哈比主义”,在没有抓到对方任何口实的情况下,联邦军队携坦克、管炮和火箭炮、强击机和轰炸机、战斗直升机对两个村庄发动战争。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形下,瓦哈比教徒展开了顽强的、持续多日的抵抗,其结果是给联邦军队带来了严重伤亡。

车臣的巴萨耶夫和哈达卜的武装分子赶来援助。新的大规模战争爆发了,但其性质同样十分怪异。叶利钦激烈指责军方玩忽职守,称武装分子进入达吉斯坦简直是势如破竹。然而那里却另有隐情。与达吉斯坦交界的地带聚集了武装分子,形势很明显,俄罗斯的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导。而且入侵的情况早在两周前就众所周知了。更有甚者,部署在武装分子通路上的正规军和内卫部队都撤离了。普京总理在战斗过程中不止一次宣称,这是英明的总参谋部打算诱车臣人入瓮并彻底歼灭的计谋,是这样?还是另有别的名堂?可无论怎样,也没能铲除武装分子,同样也没能截断他们后撤的通路。据说,恐怖武装分子是在夜晚,乘着点亮大灯的车队鱼贯撤退的,没有一枪一弹的干扰。这是因为什么?

《消息报》(2001年6月26日)有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报导,说是巴萨耶夫的野战指挥官在车臣不止一次被抓到,但每次都按克里姆林宫的指令被释放了!

而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发生了强烈的爆炸事件,爆炸炸毁了巨大的多住宅的居民楼。有几百名和平居民死亡。虽有为了取消总统选举和终止国家变革,联邦政府希望以此来破坏局势的稳定的说法,但政权机关还是不遗余力地散布说,此事件有“车臣的痕迹”。

《莫斯科共青团员》报(1999年9月16日)公布了许多揭发材料。其中有一篇署名为“信息部”的简讯,标题是《炸弹是在克里姆林宫打造的?》,其副标题为《特工机关分析专家不排除这一点》!而且,在这篇简讯中还说道:“昔日的克格勃人员(是昔日的吗?–作者)是可以去实现这个疯狂的想法、拯救自己亲人的生命的。亦或是那些‘退休者’中间,有谁卸去肩上的枪带,勾搭上车臣犯罪团伙的代表。上了匪徒的‘钩’,这样的人可能会被迫去执行来自格罗兹尼的任何最残暴的指令”。在这个描述中,很多事情无法关联起来。是谁蓄意侵害退休的克格勃人员亲属的性命?他们如何炸毁民宅,拯救了他们?

还有个版本是说,爆炸是为了提高普京作为总统候选人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支持率,普京曾保证,通过对武装分子的头目们采取“请君入瓮”的方式,以在车臣发动闪电战。在梁赞的一次“失误”更使这个版本显得真实:在梁赞,放置在一个地下室的爆炸装置被当地警察不合时机地(即在爆炸前)发现。联邦反间谍局随即做出“解释”,说想以这种方式来检验当地警方的警惕性(虽说为此无需在地下室留下带雷管的黑索金炸药)。至于说爆炸很“成功”,是缘于普京的支持率飞上了天。

上面提到的那一期《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上还有一篇标题为《对谁是战争,而对谁又是祖国母亲》的有趣的分析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实际上,国家不该妨碍石业的人们的偷盗行为,这样他们才会算上政府一份儿,并能向‘大锅’出份子钱。政府也同意了。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是匪徒政府。我们的政府是好政府。只不过是匪徒在掌管着它而已”(字体的加重是我加上去的—作者)

在这类“特别行动“中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需要找到罪人。通常,针对一些小事件,警方和克格勃办这种事就非常“简单”了:找几个合适的人选,偷着给他们放些装着毒品的小袋子或者武器,其实,几颗子弹就足够了,再把他们逮捕,然后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强迫其做出“认罪的供词”,马上进行非公开审判程序,于是事情就办妥了。案件终结并提交存档。如果劳改营里有无辜的人在受罪,那又会让谁不安呢?我们国家,人可多得是。

他们在民宅爆炸后行动迅速地找到了一些车臣人,在这些车臣人手上好像还发现了黑索金炸药的痕迹,可所有被抓到的人离爆炸事件实在是太远了,结果不得不遗憾 地把他们释放。最终,英勇的克格勃人员找到了几个“合适的”卡拉恰耶夫-切尔 可西亚的居民。对外宣称,他们被车臣人雇佣,并在哈达卜的破坏活动训练营中被培训过。“调查”完成后,这些人便被送交法院。

事情看似是办妥了,辛劳的克格勃人员也可以洗净自己那双有名的“干净的手”,而心满意足地稍作喘息了,可突然节外生枝。嫌犯和他们的律师要求提供有陪审团的法院来审理该案,依法律规定,他们有这个权利。但情况是,因为资金不足,在俄罗斯这个国家,不是哪里都有带陪审团的法院的(准确地说,在89个地区中,只有9个地区有这类法院)。审判法院迁至斯塔夫罗波尔。可又出现一个问题:依照法律(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案件应该由犯罪发生地的法院审理”。被炸的民宅在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罗斯托夫州)。在莫斯科发生了最猛烈的爆炸,这个轰动的案件自然应该在莫斯科审理,并把犯罪分子的卑劣嘴脸展示给人民和全世界看。这样一个公开的过程对提升普京的支持率应该能扮演重要的正面角色。

但不知为什么,政府却决定悄无声息地处理这起案件。按说,在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中挑选陪审员也不是件难事儿,但有陪审员的庭审是不能静悄悄地进行的。然而,这些疑犯却十分意外地……又拒绝由有陪审团的法院审理!此时,斯塔夫罗波尔就没意义了,并可以(按照法律,甚至是应该)在莫斯科进行诉讼程序。可最终还是在斯塔夫罗波尔进行(审理的)。而且,案件审理是在非公开的法庭中,还有,在一个记者都进不去的监狱里进行的!!!我们又和法律走了个对面。那里白纸黑字写着(刑事诉讼法第18条):“案件在各级法院应公开审理,但遇有与保护国家机密之利益相抵触情形除外”。

您还记得在沃洛涅日指控美国研究生多宾为间谍的那起丢人的案件吗?这起案子是克格勃们如此拙劣地“拼凑”出来的,以至于他们自己不得不将指控客体改成毒品(把无辜的人送进监狱的通常做法)。而且,毒品案也是在非公开的规则下审理的!为什么?要知道这是违法的!而在公开诉讼程序中,就会公开出这起案子是克格勃人员们“捏造”出来的这个事实。炸毁居民楼,这可是纯粹的刑事犯罪!难道查明是谁和怎么样组织了居民楼的爆炸,以及人员的死亡倒成了国家机密?搞不懂。此事引起人们的严重疑虑。

菲利什金斯基(Фельштинский)和利特维年柯(Литвиненко)出版了一本名为《爆炸的俄罗斯》的书,书中指责克格勃组织了民宅的爆炸事件。现在大家都要求他们提供物证。可是在爆炸之后的另一天,在谴责车臣人的时候,又有谁提出要证据了?到今天也没有证据。但普京总理在俄罗斯总统选举中的支持率,却由爆炸案前的6%一下子蹿升了10倍。

现在可以接着讲述车臣大屠杀了。那么,按照官方统计,和车臣人对抗的,是俄罗斯军队、内务部和联邦安全委员会(克格勃)80 000人的联合武装力量,他们有着坦克和其他各种装甲技术、空军和炮兵力量。车臣人有苏联将军马斯哈多夫领导的1500—2000人的战斗力,武装着轻型枪械,战争断断续续地持续了7年,也没法结束。这不使您觉得奇怪吗?

如果有谁认为,在这场肮脏的战争中,俄罗斯和车臣是相互敌对的,那么他就严重误解了。那里相互敌对的是数不胜数的犯罪团伙– 黑社会:站在莫斯科和卡德罗夫一方的,就靠着来自莫斯科的财源而暴富;和俄罗斯石油黑社会有勾结的石油黑社会;以绑架人质并以此获取赎金的黑社会;甚至还有靠联邦反间谍局豢养的黑社会。尤其是那个前不久杀死了车臣活动者亚当·杰尼耶夫(Адам Дениев)的团伙。车臣的战争是黑社会之战。且看不到其结局。

因为谁都不想结束它。在这场战争中,有太多人的利益。在这场战争中,有大钱混杂其中。虽然它能摧毁整个国家,但这场战争对于俄罗斯和车臣的黑社会来说,实在是太有利可图了。

安娜·波利特阔夫斯卡娅(Анна Политковская)在描述那些将领寡头(其实就是军界黑社会)时写道:“……对国家军事工程高官中的将领们来说,在车臣持续的军事行动极其有利可图,武装分子没完没了地武力破坏他们在那里刚刚建起来的工程。在国库还没被彻底掏空之前,在车臣可以就这么有利可图地想打多久都行。”(《新报》,2001年6月25日)

2001年夏天,在车臣发生一桩丑闻。总体来说,那里倒没什么异常的事件,只有被称作“特别行动”的(以前称其为“清洗”)。是这么进行的:坦克将居民点包围,然后士兵强行闯入和平居民的家中(我们要提示一下,这是在没有任何准许的情况下),抢劫所有值钱的东西,殴打,有时还会杀人(按照“纪念”协会的资料,仅在2001年6月就杀害了80人,其中还有一位参加了卫国战争的87岁的老兵),把男人带走(其中的一些人就此永远消失了,有时还能在部队驻地附近发现被掩埋的人,他们尸体上有被用了刑的痕迹),通过行贿,有时也能释放他们。

这一次的“清洗”是在阿欣诺夫斯卡娅和谢尔诺沃德斯克进行的。安德烈·巴比茨基(Андрей Бабицкий)(可以在“自由”广播电台的网站上看到他)笔下的描述迫使人多次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海牙法庭沉默不语?掠夺财产(就是那现如今依照宪法“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财产!)已经超出了所有的界限。驱赶了大大小小的牲畜,用装甲车运走地毯和电视机。更有甚者,有人把菜园子里的土豆刨出来,也用装甲运输车运走了,偷鸡摸狗……当然还有,把男人也带走了。这些“清洗”之后,几百人逃往印古什,还有几百个控诉从那里递交到国际组织。

我尤其要提及这样一个情况:还是在老古拉格,就有把男人弄残(不过,对女人也一样)的情况,使其遭受性暴力。通常由“监狱看守”,也就是劳改营的保卫人员来做这些事。对男人来说,这是有特别意义的。以这种方式来“贬低”男人,将他们转到劳改犯中最低等的群体之中,与“扮演女性角色的同性恋者”为伍。谁都不理睬他们,他们生活在特殊的“区域”中,而且没有权利拒绝劳改犯中任何一个人提出的性要求……把一个人肉体上与精神上都贬斥到动物的水平上。比如,按A.巴比茨基的话说,在谢尔诺沃德斯克曾有这样一帮“劳改营看守”,他们公然在军官们的面前集体了一个车臣女人。而“观众”竟然挑唆站在旁边的车臣男人说: “喏,高加索人,你们怎么样,不站出来保护你们的女人吗?”。而那些试图妨碍这种愚弄的男人也被了!对于高加索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屈辱的了。就这样了几十个男人。其中的两个人以自杀了结(“自由”广播电台,2001年8月12日)。

但这次更有意思的是政府的所作所为。克里姆林宫最重要的喉舌雅斯特尔任博斯基(Ястржембский),就是永远生硬而严厉地驳斥一切的那位喉舌,这一次从牙缝里挤出话来,承认查明有“超出了职务权限”的情况(这是用克里姆林宫语表述的,对和平居民的掠夺与暴力),声称将终止全面整体的“清洗”,转而用“有目标的”清洗来替换它。在车臣的武装力量司令员莫尔坚斯科伊(Молтенской)将军盛怒之下,把俄罗斯军队的行为同鞑靼军队马迈(鞑靼的军事长官,金帐汗国的实际统治者。—译注)在俄罗斯国土上的突袭作乱相比较,并宣布将自己的两个副手免职。各种各样的特别调查委员会飞到车臣。检察院也装模作样地忙了一阵子。为表示抗议,几个车臣的行政领导递交了辞呈。甚至克里姆林宫在车臣的傀儡卡德罗夫也都提出了抗议。车臣政府总理伊利亚索夫(Ильясов)也随即附和。

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克里姆林宫向西方宣称,在车臣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国民经济正在恢复,并且车臣逃出来的难民正在返回自己的家园的时候。为了“促进”这些进程,俄罗斯权力机关开始“迫使”难民从难民营前往印古什,停止给他们热的食物,和食品的供应,创造难以忍受的生存环境。来自车臣的新难民却使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

过了几天。莫尔坚斯科伊将军宣布,在“清洗”行动中,没发生任何特别的事件。如果确认有几十个人都遭受了身体上的损害,即致残,“那么还需要调查清楚,可能是他们进行了反抗”。政府驳回了他宣布的对其两个副手的撤职决定。检察官没找到任何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只不过是车臣人喜欢留在印古什那无法容忍的难民营的条件之中,可保全了自己的和自己孩子的性命。现政府的希望还未彻底破灭:随着冬天的到来,大部分难民会返回车臣。但冬天在帐篷里或者被破坏的房子里能否生活,差别不大。已经到了2002年(前半年),据BBC报导,失踪了300人。

这可不是随便某个人说的,这是克里姆林宫钦定的人物卡德罗夫在访谈中对《新报》的记者说的:“所有这些马扎海德分子(此处指俄罗斯东部一些共和国的反对派武装成员。—译注)是被特工机关拴着的。这一点我百分之一百地知道。”

卡德罗夫回答: 我想,如果没有这些指挥官,战争就结束了,对某些将领来说,战争持续下去是有利可图的:生意、石油、所有这些”。

可能会有人指责我将车臣战争歪曲地描写成黑社会之战,而非“反恐行动”。但卡德罗夫的话证实了我的观点。

按照《新报》的报导,卡德罗夫本人就领导着非法武装的匪徒组织 ,这个组织是由他的亲属组成的,表面上是以其“个人保安”的名义存在的。但这只保安队伍的人数超出了所有合乎情理的界限。它所从事的是真正的匪徒活动:以勒索赎金为目的的绑架和谋杀。卡德罗夫在岑多洛伊镇上有一座带安保营的大别墅。关押人质的监狱就在那里。当然,政权机关不知道这事。

卡德罗夫将自己的匪帮用作政治目的,他的政治企图已经走得很远了。他想让自己从由克里姆林宫指定的、名义上的车臣首脑,摇身成为合法而正统的领导人,并依自己的方法准备选举。他知道,车臣人憎恨他,于是他便有计划地消灭行动较为积极的那些对手。

我无法无动于衷地看待西方国家对车臣战争的漠然态度。当奥地利人民在完全民主的选举中,把大部分选票投给了右翼党派时,立刻就对奥地利给予了制裁。可对于犯下了的,在七年的时间内进行种族灭绝行为的,日复一日地从事杀戮、暴力和刑讯逼供的俄罗斯,却仅仅是轻微地数落了几句。从奥地利没啥可惦记的,而俄罗斯 —- 那可是石油、天然气、金属等等,这都是钱啊。什么价更高?金钱还是道义?西方国家的答复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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